女性懷孕及產後，身體都會經歷一連串生、心理的變化為懷孕、生產與母職做準備，包括：荷爾蒙變化、器官調整與大腦重塑。那男人是不是因為不是懷孕的主體而沒有跟著而有所改變？
事實上，近年研究顯示，男性在嬰兒出生前後，同樣會經歷一連串荷爾蒙與神經系統的變化。這些生理轉變不僅影響父親的行為，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兒童的發展與福祉。
已有研究指出，準爸爸也會有「懷孕症候群」。此外，在成為爸爸後，男性的身體與大腦其實也會為父職進行相應調整，只是這些變化過去較少被強調。
美國靈長類學家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著作《父親時間》中提出，人類男性具備完整的生物基礎，可以發展出與母親同樣投入的照顧與保護能力。這一觀點挑戰了過去將「積極父職」視為純文化選擇的看法，轉而認為其背後其實存在著生理機制。
多項研究綜合指出：由內分泌與神經系統的調整顯示，父親育幼的能力並非現代的文化產物，而是人類演化中保留下來的能力。
睪固酮下降：父職的生理訊號
最早的線索來自動物研究。20世紀末的觀察發現，許多雄性哺乳動物在參與育兒時，體內荷爾蒙會出現顯著變化，包括睪固酮、血管加壓素與泌乳素等。
美國人類學家Lee Gettler進一步將這類問題帶入人類研究。他在菲律賓宿霧進行的長期研究發現：
成為父親的男性，其睪固酮顯著低於未育男性；投入育兒時間越多，睪固酮下降幅度越大；與嬰兒共睡的父親，睪固酮亦較低。
這項研究提供了重要證據，顯示男性會為父職進行生理調整。
此外，多項研究亦指出：
伴侶懷孕期間，男性睪固酮已開始下降，而睪固酮較低的父親，更傾向展現照顧行為，此外，這種變化會提升對嬰兒哭聲的敏感度與反應能力。
產前即開始進入「父職準備狀態」
美國神經科學家James K. Rilling的研究顯示，父職相關的荷爾蒙變化並非完全發生在產後。
研究發現，在伴侶懷孕僅四個月時，準父親的睪固酮與血管加壓素已顯著低於對照組。且荷爾蒙越低者，與伴侶及嬰兒的互動連結往往越強。
這些結果顯示，男性可能在心理與生理層面，於嬰兒出生前就已開始進入「父職準備狀態」。至於這些變化的觸發機制，是來自伴侶訊號還是心理轉變，目前仍在研究中。
除了睪固酮下降，另一項重要變化是催產素(oxytocin)的上升。
研究顯示：父親在抱起新生兒或與嬰兒互動時，催產素會顯著增加；與嬰兒互動頻率越高，催產素濃度越高，此變化在孩子出生後數月內特別明顯。
除了睪固酮與催產素，其他荷爾蒙亦參與父職轉變：
血管加壓素與攻擊性與領域行為相關，在準父親體內下降；泌乳素與照顧行為相關，在父親體內上升。
美國心理學家Darby Saxbe的研究指出：
對未出生嬰兒有較強連結感的準父親，泌乳素較高。產前催乳素可預測日後育兒參與程度。
這些發現顯示，男性在成為父親的過程中，會出現與母職相似的生理調整。
父親的大腦：神經重塑正在發生
除了荷爾蒙變化，研究也證實父親的大腦會發生可測量的改變。
Saxbe與國際團隊透過腦部影像研究發現：父親在產前與產後，大腦結構與功能會出現變化。與嬰兒連結越強、育嬰參與意願越高者，大腦變化越顯著。
此外，照顧角色會改變大腦運作模式。
以色列神經科學家Ruth Feldman的研究提供關鍵證據。
研究比較不同家庭型態後發現：
在異性戀家庭中，母親是主要照顧者，其大腦較活躍於情緒與直覺相關區域(如杏仁核)，而父親作為協助照顧者，其大腦較活躍於社會認知區域。
在同性男性伴侶家庭中，主要照顧者是父親時，同時啟動「母性」情緒區域與認知區域。這顯示，大腦的運作模式並非由性別決定，而是由「照顧角色」所塑造。
從演化觀點看來，人類是具備「共同育幼」能力。
Hrdy提出，人類演化出一種「共同育幼基底」。在這個架構下：男性具備照顧嬰兒的潛在能力。這些能力可能長期潛伏，需在適當條件下被啟動。
這些科學發現對家庭政策提出新的挑戰。
父職是被生理與神經系統支持的能力，而公共政策(如育嬰假制度)會直接影響這些能力的發展。因此，政策的制訂，應考量性別角色的社會及生理基礎，以落實性別平等。
編譯來源：BBC (2026.04.18)、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03)、NIH(2006.02)、PNAS(2011.09.12)、Hormones and Behavior(2017.04)、Hormones and Behavior(2018.11)、Hormones and Behavior(2025.05)、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14.08)、Biology Letters(2013.12.23)、Hormones and Behavior(2025.05)、Psychoneuroendocrinology(2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