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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化性黃斑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一種老年眼睛退化疾病，嚴重可能導致失明。去年12月底已有一項美國研究指出，長時間定期服用阿斯匹靈恐提高該眼疾發生風險，近日另一項澳洲雪梨大學研究再次證實這項風險的存在。   這個研究對2,389位參與者進行長達15年的追蹤研究，其中10.8%為阿斯匹靈的長期使用者，研究結果在調整年齡、性別、吸菸狀況後，阿斯匹靈使用者發生黃斑病變的勝算比為2.37(95% CI 1.25 to 4.49)。   在阿斯匹靈使用者中有24.5%得到較嚴重的濕性老年性黃斑部病變，該病變會出現黃斑部滲水、出血甚至長出新生血管。分析顯示，定期使用阿斯匹靈者在追蹤的第五、十、十五年，該眼疾的累積發生率分別為1.9%、7%及9.3%，相較之下，未使用阿斯匹靈者則只有0.8%、1.6%及3.7%。   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在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患者身上，該眼部病變的風險會升高四倍，但目前來看，阿斯匹靈仍是心血管疾病治療的最佳藥物之一，因此研究作者認為，除非病患本身就是黃斑病變的高危險群，否則病患在考慮是否要停止使用阿斯匹靈，仍須與醫師溝通討論後再做決定。而這項研究的限制則包括存在可能的干擾因子、以及缺乏說明參與者為何使用阿斯匹靈。      資料來源：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      延伸閱讀 長期服用阿斯匹靈恐傷眼睛      

  最近一項英國回顧性研究指出，曾經動過減重手術的女性，應等待至少一年以上的時間再準備懷孕，而且也應充分瞭解減重手術後懷孕的相關資訊。 這項研究報告提到，肥胖會提高懷孕生產相關併發症，育齡女性的肥胖盛行率從2005年24.2%逐年持續上升，預計在2015年將達28.3%，而育齡女性接受減重手術的人數也愈來愈多。過去雖有研究發現，女性在減重手術後才懷孕發生併發症的機率，會比肥胖女性發生懷孕併發症低；不過，減重手術後懷孕也存在併發症風險，如束帶滑脫與移動導致嚴重嘔吐，24%在減重後懷孕曾發生胃間隔術的間隔洩漏問題。 依據目前研究證據，研究作者建議在減重手術結束的至少一年內，病患應該避免懷孕生產。在收集到的證據中，其中一個研究就指出，在減重手術後的18個月內懷孕，發生自然流產的機率(31%)，比18個月後才懷孕卻自然流產(18%)，高出13%。 此外，研究也建議在手術後想懷孕生產的女性，在還未懷孕的階段應瞭解避孕、營養、增重及維他命補充等資訊與接受相關諮詢，產科及外科應將這個族群的女性視為高風險，並集合多種科別的醫師提供她們整合性的照護。   資料來源：婦產科期刊（The Obstetrician & Gynaecologist）  

最近一項英國回顧性研究指出，曾經動過減重手術的女性，應至少等待一年以上的時間再準備懷孕，而且也應充分瞭解減重手術後懷孕的相關資訊。   這項研究報告提到，肥胖會提高懷孕生產相關併發症，育齡女性的肥胖盛行率從2005年24.2%逐年持續上升，預計在2015年將達28.3%，但育齡女性接受減重手術的人數也愈來愈多。過去有研究發現，女性在減重手術後才懷孕，發生併發症的機率，會比肥胖女性懷孕低；不過，減重手術後懷孕也存在併發症風險，如束帶滑脫與移動導致嚴重嘔吐，24%在減重後懷孕曾發生胃間隔術的間隔洩漏問題。   依據目前研究證據，研究作者建議在減重手術結束的至少一年內，病患應該避免懷孕生產。在收集到的證據中，其中一個研究就指出，在減重手術後的18個月內懷孕，發生自然流產的機率(31%)，比18個月後才懷孕卻自然流產(18%)，高出13%。   此外，研究也建議在手術後想懷孕生產的女性，在還未懷孕的階段應瞭解避孕、營養、增重及維他命補充等資訊與接受相關諮詢，產科及外科應將這個族群的女性視為高風險，並集結多種科別的醫師提供她們整合性的照護。      資料來源：婦產科期刊（The Obstetrician & Gynaecologist）    

  「醫療社會責任明確化─醫界社會承諾」論壇 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  發言稿 　　當3、4年前醫界開始遊說醫師「除罪化」、除刑化時，我多次提出醫界應有內部自我檢討，釋出這樣的誠意，以得到民眾的支持。今天的舉辦這樣的論壇，我非常肯定。但是主題的設定，讓我及許多的同事不解。   　　因為，在台灣醫療身負社會公益的意涵，是一個非營利的事業，醫療的社會責任在醫學倫理及醫師或醫事人員的誓詞裡，就已經很明確地表達出。所以就醫療使用者的立場，此刻討論社會責任應該是「實踐」的問題，而不是「合理化」或「明確化」的問題。從對論壇主題的醫病認知差異，我們就可以知道醫病和諧的困難，因為在溝通上，不僅有情緒障礙、專業落差的問題，在語言上更是有「雞同鴨講」的困境。    　　因為醫療糾紛而有這樣的論壇，我就從醫療糾紛來檢視醫療社會責任的落實。   　　醫療糾紛根本的因子在「醫病互不信任」，醫師不願意道歉，因為怕因此會被認為承認犯錯；病人則認為「醫醫相護」──從病例竄改到調節偏坦到醫事審議徇私──病人都充滿了質疑。我接到一個投訴，其中病人申請用來起訴依據的「診斷證明書」，要了5個月，一直要求，才勉強有「疑有因果關係」的字眼；其接手治療的醫師在偵查庭，只對接手後的病情說明，不願觸及是否與前醫師的醫療行為有關連性；而在場護理師也不說實話，甚而幾天後就離職。許多醫師告訴我，因為他們都是被如此教導的──不要去評論其它醫師的醫療行為。如果是這樣，那麼，醫事審議也好，鑑定也好，會有真相嗎？     　　醫療倫理的養成，建立醫界公平正義的形象，是醫療專業教育的一環，「醫醫相護」、「作假」的存在，是教育不良，而不是沒有明確化。    　　醫療糾紛的發生可能是病人心情的問題、一場誤會，或是醫師疏失、過錯。病人的經驗是──醫師的反應常識，我作了應當的處置、醫療有不確定性。然醫師會不會因「錯誤處置」而引起醫療傷害？   　　醫師執照是60分及格，以平均80分計，有20分答錯。我並不是要求醫師百分百，只是要說，醫師其實是可能因知能不夠「弄錯」而造成醫療糾紛，不是醫療不確定性、疏失或過失。為了促進醫師專業知識的提升，國家要求醫事人員有一定時間的職繼續教育，才能換照。我們觀察到，在醫師接受職繼續教育並不積極。很少人全程聽課，很多人簽了名就走，甚而有代簽名的；一些網路的課程也無法知道是否真正接受。     　　接受繼續教育是對醫事人員明確的的法律規範。充實新的知識是醫事人員應盡的本分，有實踐、落實嗎？   　　最後──   　　很多時候醫療糾紛的原因不是醫事人員的問題，而是醫療體制、系統、環境的問題引起的。機構硬軟體設置或系統不完備會導致醫療事故，某教學醫院，在病患需要時，才發現有葉克膜，但沒有會使用的醫事人員！法令、制度缺失造成過勞、待遇低、流動性高等，嚴重影響醫療的安全及品質，如：台大愛滋器官移植錯誤事件是體制的問題，衛生署是關鍵，而不是一個醫師；醫療機構因為成本、盈餘的考量，實施不合理的醫師輪班制度，要求衝業績的門診量，假造醫院評鑑需要的不實醫療人力配置；更遊說政府，將部分醫事人員被納入勞基法84-1，即奴工條款，工時不受勞基法的保障（至今仍未完全落日）；凡此種種，造成醫師、護理師過勞，護理人員的流動率高，而近兩、三年年輕醫師猝死、中風癱瘓的事件更是時有所聞；還有，機構對於醫事人員的剝削：因應某些科別人力的流失，健保提高給付，卻沒有合理反映在醫事人員的所得，門診費提高17％，有些醫院的醫師才拿到一元！     　　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以「減少醫師被告」為改善醫療執業環境的作為，其實是本末倒置的。營造良好的執業環境，減少醫療事故才是正確的方向。     　　醫療機構作為醫界的一份子，應該恪守醫療倫理，對相關利害人，如：病人、員工負責，檢討醫事人員合理的工作條件、建立醫療安全系統，營造良好的執業環境營造，善盡它的社會責任！   **文中照片版權所有者為台北醫學大學      

  有愈來愈多研究顯示，飲食中黃酮類化合物對血管內皮功能及控制血壓有益處，這類成分一般在蔬果、紅酒及茶中都可找到。最近一項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指出，年輕及中年女性多攝取一種在草莓及藍莓中的花青素，同樣是黃酮類化合物的一種，可以減少罹患心肌梗塞的風險。   許多研究發現在吸菸或使用口服避孕藥的年輕及中年女性身上，心肌梗塞的罹患風險一直在上升，但卻對這些女性的飲食習慣鮮少了解。因此，這項研究針對護士健康研究中93,600位25-42歲的女性進行研究，每四年調查一次她們的飲食習慣及生活型態，追蹤18年之久，最後共有405件心肌梗塞案例，發生的中位數年紀為48.9歲。   研究以飲食為基礎進行分析，女性每周吃三份以上的草莓或藍莓，比吃很少量的女性，罹患心肌梗塞的風險降低34%( HR 0.66, 95% CI 0.40 to 1.08, P=0.09)。調整多個干擾因子後，風險降低的數值為32%，把其他健康狀況如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常加入分析中，也同樣並未影響結果。   研究表示，蔬果的總攝取量多寡並未改變結果，顯示這項益處只有在攝取含豐富花青素成分的食物時才產生，但這項研究並未證實或支持以替代補充品也有同樣效果，仍是建議以健康飲食為主。未來研究應解釋其中機制為何，並瞭解劑量反應情形，評估長期臨床試驗的終點。       資料來源：循環期刊(Circulation)      

  大型試驗研究影響著臨床醫師如何評估一項新療法的效益與毒性，因此良好的研究設計及客觀呈現研究的結果相當重要。然而，最近一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研究卻指出，在已發表的乳癌試驗研究中，其中有三分之一報告試驗終點(endpoints)存在偏頗、三分之二針對藥物及療法的毒性報告也有相同問題。   這項研究回顧分析1995-2011年間164個乳癌療法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聲稱試驗結果為正面的研究中，約33%事實上並非根據主要終點(primary endpoints)的發現。而在研究主要終點(primary endpoints)未具統計意義的92個研究中，有59%在呈現該結果時出現偏頗，且這些研究在發表時的摘要中也盡可能不提主要終點的負面結果。另，164個研究中有67%對毒性報告的呈現也同樣出現偏頗，研究還發現，這項偏頗與研究主要終點出現統計上的重要差異間有顯著關連性。   由於這項研究僅針對乳癌的大型試驗研究，且評斷研究是否存在偏頗的標準是由研究者的主觀解讀與詮釋，都將成為這項研究的限制。         資料來源：腫瘤學年鑑(Annals of Onc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