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美國作家、演說家、活動家和組織者葛洛瑞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9月3日去世，享年92歲。她畢生致力於爭取性別平等以及女性的公民權利和生殖權利。   Steinem是《女士》(MS)雜誌的聯合創始人兼顧問編輯從1960年代末開始倡導女權運動，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   Steinem說她認為自己是「社會變革的企業家」。   她在2015年接受《紐約客》雜誌採訪時說道：「我想為我遇到的每一位女性發聲，講述她們的故事、、、這關乎建立聯繫，也關乎傾聽，因為如果我們不傾聽她們的故事，就無法賦予女性力量。」   1971年，Steinem與美國前眾議員 Bella Abzug and、Shirley Chisholm及作家Betty Friedan共同創立了全國婦女政治核心小組(Women's Caucus)。Friedan於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秘》一書開啟了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   除此之外，她還創立了勞工婦女聯盟、婦女媒體中心、支持選擇權的選民組織和婦女基金會。   2013年，時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授予她總統自由勳章，這是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   Steinem標誌性的金色挑染長髮，中分的髮型，以及飛行員眼鏡，使她成為魅力四射、時尚前衛的女權運動象徵。她強調，女權運動應該包容所有種族的女性。   她說：「如果你曾經遭受過歧視，你就會對各種層面的歧視都非常敏感。我主要從黑人女性那裡了解女權主義。可以說，有色人種女性發明了女權主義，」   兔子的故事 Steinem於1934年3月25日出生於俄亥俄州，是家中兩個女兒中較小的一個。11歲時，她的父母分開了，之後她和患有精神崩潰和憂鬱症的母親一起生活並照顧她。   這段經歷影響了Steinem對社會不公和婚姻的看法，她認為婚姻剝奪了女性的選擇權和許多公民權利。   她曾這樣說：「我曾經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照顧著我的母親。我不想再去照顧別人了。」   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後，Steinem開始從事自由撰稿工作。   1963年，她為了為《Show》雜誌撰寫一篇報道，在《花花公子》雜誌當了11天的兔女郎。她那篇分為兩部分的開創性揭露文章《兔女郎的故事》詳細描述了兔女郎(最初是服務生)所遭受的低薪和性別歧視待遇。這篇報導於1985年改編成電視電影。   1968年，Steinem幫助創辦了《紐約》雜誌，她在該雜誌上發表的題為《黑人權力運動之後，婦女解放》的文章，使她在社會變革劇烈的時期確立了自己作為女權主義領袖的地位。   但直到第二年她參加了紐約一座教堂舉行的人工流產的公開演講後，Steinem(她在22歲時在倫敦進行了當時非法的人工流產)表示，她作為一名女權主義活動家的生活才真正開始。   她於1971年共同創辦的《女士》雜誌探討了人工流產以及性別歧視、同工同酬和家庭暴力等問題——這與當時面向女性的雜誌主要關注的美容、烹飪和支持丈夫等話題截然不同。   早期的一期雜誌列出了52位曾人工流產的女性的名字，其中包括Steinem，並在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裁決之前，呼籲將人工流產合法化。該裁決承認了美國女性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憲法人工流產權。   女性革命的精髓 Steinem經常批評婚姻的限制。她說：「除非男性在家庭內部是平等的，否則女性在家庭外部就不會是平等的。」   她沒有自己的孩子，直到66歲才決定結婚——嫁給了南非商人兼環保主義者David Bale。   她在關於這段婚姻的聲明中說道：「我希望這能證明女權主義者一直以來所說的─女權主義的本質在於，我們有能力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選擇正確的道路。」   Steinem一直工作到80多歲。她寫了許多書，包括1986年出版的關於瑪麗蓮夢露的《瑪麗蓮：諾瑪簡Marilyn: Norma Jean》，關於個人發展的《內在革命：一本關於自尊的書》，以及散文集。   1993年，她為HBO製作了一部關於兒童虐待的艾美獎獲獎紀錄片《多重人格：尋找致命記憶》，並擔任旁白和構思者；她還製作了Lifetime電視台的電影《生死邊緣》。此外，她還為Viceland電視台主持了一部關於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的紀錄片系列《女人》。   作家Carolyn Heilbrun——她於1995年撰寫了傳記《女性的教育：葛洛瑞亞·史坦能的一生》——將她描述為「女性美的化身和女性革命的精髓」。       編譯來源：Reuters(2026.09.03)      

服用GLP-1藥物(俗稱瘦瘦針)的人可能會發現自己意外地迎來了一波嬰兒潮，專家指出，這種流行的減肥藥會影響藥物和生育能力。   研究人員表示，目前尚不清楚GLP-1與避孕藥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但已有一些證據顯示，包括猛健樂及週纖達在內的這些藥物可能會降低避孕藥的有效性。   一個可能的解釋與GLP-1類藥物的作用有關。這類藥物作用於控制食慾及消化的荷爾蒙。   對於平日同時服用的藥物，例如避孕藥，這可能會造成問題，因為藥物進入血液的速度可能會延遲，從而降低藥效。   GLP-1受體激動劑也會減緩食物進入胃部小腸的速度，而小腸正是營養物質和藥物吸收的場所。這可能導致藥物分解速度超過吸收速度，進而降低療效。   嘔吐和腹瀉等副作用也可能導致藥物(包括避孕藥)在完全吸收前就會從體內排出。   還有一些證據表明，某些GLP-1類藥物可能會影響避孕藥中的黃體素。研究人員指出，這方面的數據有限，尚不完全清楚這些藥物會產生什麼影響，尤其是在僅含黃體素的避孕藥和緊急避孕藥方面，女性應該了解這一點。   除了對避孕的影響外，還有一些證據顯示GLP-1可以提高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能力。   肥胖會抑制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能力，這意味著減重可以提高生育能力。此外，一些證據表明，GLP-1可以減輕發炎、調節睪固酮水平並促進排卵，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提高生育能力。   雖然這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是理想的效果，但考慮到它可能對避孕產生影響，也可能導致其他人意外懷孕。健康專家建議，服用GLP-1類藥物的人在開始服藥前應與醫師討論避孕措施。       編譯來源：The Hill(2026.08.11)、Reproductive Health(2026.05.05)、Health Essentials(2025.03.10)      

台灣2024年剖腹產率再創新高，已達39.1%！   台灣一直是全球高剖腹產率的國家。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998年：約33%；2005年前後：約35%；2010年代：約34–36%；2024年：39.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資料：全球平均剖腹產率1990年約7%、2018年約21.1%，30年間增加了約3倍，預估2030年將約29%。目前全球約每5位產婦就有1位接受剖腹產，且仍持續上升。   由區域來看，全球剖腹產最高的是拉丁美洲：多明尼加、巴西、埃及、土耳其、賽普勒斯等國，剖腹產甚至超過自然產；其中，巴西約55–57%、多明尼加超過58%。   為什麼台灣剖腹產率偏高？ 過去，剖腹產高的原因一直歸咎於醫師的利益問題、女性關心身材及迷信。雖然2005年將自然產及剖腹產的健保給付調到一致，非醫療適應症之自願性剖腹產」，健保僅給付部分定額費用，其餘差額仍需由產婦自行負擔。但，10幾年來，台灣剖腹產率仍高居不下，其有多重因素：   * 醫療需求：高齡產婦增加 台灣平均生育年齡已超過32歲。高齡孕婦較容易出現：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壓、前置胎盤、胎位異常及胎兒窘迫等狀況，因此增加醫療性剖腹產。   * 孕婦自主選擇 在台灣，擔心自然產疼痛、希望挑選吉日吉時、曾有不良生產經驗等都可能增加選擇性剖腹產。而第一次剖腹，下一胎也易選擇剖腹。   * 醫療文化 包括：排定生產時間較容易、夜間急產較少、醫療糾紛考量及醫師風險管理，國際文獻都認為這些因素會推高剖腹產率。   台灣真的「太高」嗎？ 若以全球平均21%來看，台灣39%確實太高。但若考量：台灣是目前全球生育率最低、高齡生產比例高、高風險妊娠增加、人工生殖(如試管嬰兒)比例提高 則不能直接把39%全部視為「不必要的剖腹產」。   目前國際趨勢更強調依孕婦風險分層(如Robson分類)評估剖腹產是否適當，而非追求單一理想比例。既使是WHO現在也已不再建議各國追求固定的10–15%剖腹產率，而是「有醫療需要時人人都能接受剖腹產，不需要時避免過度醫療」。       文/黃淑英(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      

儘管全球約有20億人受月經相關議題影響，政府、企業與科學界至今仍常忽略月經健康。專家呼籲將月經健康列為公共衛生優先議題，並投入更多資源改善相關教育、醫療服務與公共空間。   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科學教授Marni Sommer撰寫的一篇國際評論指出，改善月經健康不能只停留在提供月經用品，還必須提供完整的月經教育與涵蓋人生各階段的優質醫療照護，打造對月經友善的學校、職場與公共空間，並制定相關政策，讓每個人在因應月經需求時都能保有尊嚴。   Sommer表示：「除非月經健康被視為人口健康不可或缺的一環，否則要改善世界各地民眾取得月經相關資源與服務的機會，仍難以取得實質進展。」   真正的月經健康 她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為身體、心理與社會完全的安適狀態，而非僅止於沒有疾病或殘疾，因此月經健康也應獲得同等重視。全球月經術語行動小組(Global Menstrual Collective Terminology Action Group)強調，實現月經健康包括：   * 獲得正確、及時、符合年齡的月經週期相關資訊 * 具備使人能「舒適、安全、隱私」如廁的水資源與衛生設施 * 針對月經週期相關疾患的「及時診斷」與相應資源和照護   經血過多是馮威里氏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的常見症狀，但診斷延誤往往長達十年以上，且月經健康作為健康與平權的基本事項，至今仍持續遭到忽視。學校的月經健康教育大多只教授基礎生物知識，鮮少提供如何判斷月經狀況是否正常、經血過多或疼痛時應在什麼情況下就醫，這種實用指引。   Sommer也呼籲社會為弱勢族群提供更多支持，包括無家可歸者、低收入者、身處人道危機者，以及服刑或遭移民拘留的人。這些人往往難以使用安全又衛生的廁所，也不容易取得月經用品及適當的醫療照護。   她認為，職場也應儘速採取行動支持月經健康，並進一步了解月經週期如何影響不同族群的整體健康。這項議題也延伸到運動領域，包括高階競技與頂尖層級的選手。索默說，月經週期是一個貫穿一生的健康議題；有月經的人及支持他們的人，都應能獲取準確的信息和基於科學證據的護理服務。   台灣的月經政策 教育部自2023年實施「校園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政策。針對經濟弱勢學生發放多元生理用品；並於各級學校及教育部所屬場館設置生理用品定點。部分縣市亦針對國小高年級至高中職的女學生，提供全面性的生理用品補助，讓月經平權深入校園。   職場方面，台灣於2002年上路的《兩性工作平等法》(現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允許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併入病假計算。2013年11月，立法院修法將病假與生理假脫鉤。教育部亦自2014年起推動學生生理假，女學生若因經期不適而無法學習，每個月可請假一天。   然而在現實中，女性可能在提出生理假申請時遭受刁難與質疑。例如2025年9月中，某國立大學講師便以「像是8張撲面而來的帶血衛生棉，感覺很噁心」形容申請生理假的學生，隨即引發爭議。這樣的言論之所以引發眾多關注，正是因為它暴露了部分人對經期的無知。   月經，常伴隨經前乳房脹痛、情緒焦慮與低落、頭痛等症狀；經期來潮時，下腹疼痛、身體疲倦、腰酸、腹瀉等情況也相當常見(症狀因人而異，非每人每次都會出現)，嚴重者甚至可能暈厥。據調查，完全不受經期困擾的台灣女性僅占7%；換言之，經期不適並非少數案例，而是絕大多數女性都需面對的生理狀況。   正因如此，政策本就該正視這樣的生理需求。不是因為女性「特殊」而給予恩惠，而是忽視這些差異的制度本身是不公平的。生理假不是特權，而是理應給予的基本保障——而這份保障是否真正落實，關鍵不只在制度是否存在，更在於社會是否真正理解月經是什麼。   制度上的進展，並不代表歧視與污名就此消失。月經健康也從來不只是「衛生用品夠不夠」的問題，而是教育、醫療、職場與公共空間，是否都能真正重視這項健康議題。   此報告發表於7月《刺胳針血液學》(The Lancet Haematology)。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7.13)、The Lancet Haematology(2026.08)、Uho優活健康(2022.03.15)      

一項針對超過200萬例分娩的瑞典隊列研究發現，五種主要的妊娠併發症各自分別與週邊動脈疾病(PAD)的長期風險增加相關。   休士頓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的Casey Crump醫學博士主導的報告稱，在分娩後30至46年，PAD相對發病率在有妊娠糖尿病女性的升高了3.8倍；在有小於胎齡新生兒的女性，升高了1.7倍；在有早產女性升高了1.7倍；在有高血壓女性升高了1.6倍；子癇前症女性升高了1.3倍。   分娩後10年內PAD的相對發生率僅在早產(2.0倍)、妊娠期糖尿病(1.8倍)或小於胎齡新生兒(1.5倍)的女性中升高。多次妊娠結局不良的女性風險更高。   Crump指出，「這種風險在產後長達46年仍可檢測到，這一點也很重要。通常PAD要到幾十年後才會被考慮或篩檢，而妊娠併發症可以作為血管風險的早期標誌。」   手足分析表明，這些發現很大程度上無法用遺傳或環境因素來解釋。   Crump說：「所有重大不良妊娠結局現在都應該被認為是PAD的長期風險因素。有不良妊娠結局史的女性需要終身進行臨床隨訪，以便持續預防、及時發現和治療PAD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人們已經知道，有妊娠併發症的女性患心臟病的風險更高；然而，其長期影響尚不明確。關於PAD風險的機制仍不甚明了。例如，一些研究表明，先兆子癇和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會增加中年時期患PAD的風險，而另一些研究則未發現這種關聯。   因此，研究人員著手確定有妊娠併發症的女性患PAD的長期風險，最終目標是「儘早識別高風險女性，以便我們能夠更早地進行幹預，保護她們的長期健康。」   研究如何進行 研究人員利用瑞典醫療出生登記冊的數據，篩選出1973年至2015年間2,201,446名單胎分娩的婦女。既往已有PAD診斷的女性被排除在外。PAD的診斷依據是瑞典醫院登記冊和初級保健記錄中的ICD編碼。在超過5,400萬人年的追蹤中，共有13,211名(0.6%)女性被診斷出患有PAD。   他們研究了五個主要的不良妊娠結局：早產(孕週<37週)；小於胎齡新生兒(嬰兒出生體重<第10百分位)；子癇前症(伴或不伴子癇等併發症)；其他妊娠期高血壓疾病；以及妊娠糖尿病。所有這些結局均透過診斷代碼進行識別。   研究人員對女性進行了長達46年的追蹤，存活者的中位追蹤時間為27年。總共有30.4%的女性至少經歷過一次不良妊娠經驗。首次分娩時的中位年齡為27歲，確診PAD時的中位年齡為62歲。作者指出，該群體相對年輕，並且「隨著女性年齡增長，PAD更容易在老年時出現，因此不良妊娠結局後發生PAD的風險可能更高」。   Crump及其團隊指出了一些局限性，包括無法透過詳細的臨床記錄驗證PAD的診斷，某些協變量的數據僅在產前檢查期間可用，以及門診診斷數據直到2001年才開始收集，這意味著PAD在之前的幾年可能存在漏報。最後，此隊列研究對象為瑞典人，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於其他更多樣化的環境。   此研究發表在PLOS Medicine雜誌       編譯來源：Medpage Today(2026.06.21)、PLOS Medicine(2026.06.21)      

一項發表於《JAMA Network Open》的大型丹麥研究發現，使用黃體素類避孕藥物的女性，罹患腦膜瘤(meningioma，最常見的良性腦瘤，並非腦癌)的風險顯著增加，相關藥物包括口服黃體素避孕藥、注射型黃體素製劑，以及含黃體素的子宮內避孕器(IUD)。   研究由丹麥藥品管理局(Danish Medicines Agency)Charlotte Wessel Skovlund博士與同僚進行，共分析了12種黃體素製劑，其中有8種與腦膜瘤呈現統計上的顯著關聯。   停藥5年後額外風險消失  不同黃體素風險差異大 以未使用黃體素避孕藥者作為比較，使用左炔諾孕酮(levonorgestrel)的女性，腦膜瘤風險增加約40%；使用注射型甲羥孕酮(medroxyprogesterone)的女性，風險則超過4倍。研究也發現，在過去一年內曾使用黃體素避孕藥者，腦膜瘤風險最高；停止使用5年後，額外增加的風險便消失。   研究作者指出，不同黃體素的風險差異很大，而且年齡愈高，風險也愈高。注射型甲羥孕酮的風險最高，相較於其他黃體素，只要較少人使用，就可能多出一例腦膜瘤。相較之下，所有複方口服避孕藥、單一黃體素口服避孕藥，以及子宮內避孕器，都必須有很多人使用，才會多出一例腦膜瘤，因此對個別使用者而言，罹患腦膜瘤的風險仍然相對低，尤其是在年輕女性族群。   不過，研究也發現，數種過去未曾被認為與腦膜瘤有關的黃體素，在此次分析中也顯示出風險增加的情形。   研究顯示可能有關  但實際風險仍低 研究作者也指出，目前已有生物學證據支持兩者之間可能存在關聯。研究發現，約87%的腦膜瘤具有黃體素受體，過去也曾觀察到腫瘤可能在懷孕或使用外源性黃體素期間生長，在停止黃體素治療或生產後縮小，因此兩者之間的關聯具有一定的生物學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中提到的「風險增加40%」、「風險增加73%」等數字，指的是相對風險，而不是代表有40%或73%的人會罹患腦膜瘤。由於腦膜瘤本身十分罕見，因此即使相對風險增加，個別使用者增加的罹病機率仍然相當低。   研究怎麼做？ 研究團隊利用丹麥全國性健康登記資料，進行2000年至2024年的病例對照研究，共納入1,473名罹患腦膜瘤的女性，並為每位病例配對10位未罹患腦膜瘤的女性作為對照組，共14,717人，比較兩組過去使用黃體素避孕藥的情形。   結果顯示，使用黃體素避孕藥與腦膜瘤風險增加呈現一致關聯，其中達到統計顯著的項目包括：   * 注射型甲羥孕酮：約4.5倍 * 口服去氧孕烯(desogestrel)：增加約73% * 去氧孕烯－炔雌醇複方(desogestrel-ethinyl estradiol)：增加約66% * 環丙孕酮(cyproterone)：增加約61% * 屈螺酮(drospirenone)：增加約58% * 高劑量左炔諾孕酮子宮內避孕器(high-dose levonorgestrel IUD)：增加約58% * 孕二烯酮(gestodene)：增加約44% * 左炔諾孕酮(levonorgestrel)：增加約40%   以下藥物則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 炔諾酮複方(norethisterone combination) * 低劑量左炔諾孕酮子宮內避孕器 * 諾孕酯(norgestimate) * 炔諾酮(norethisterone)   專家提醒  腦膜瘤屬罕見疾病  不應因研究結果停用黃體素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Melanie Davies醫師並未參與這項研究。她表示，這項研究進一步支持了過去幾年多項研究的結果，也將黃體素與腦膜瘤之間的關聯，擴展到更多種類的口服避孕藥與子宮內避孕器。   她同時強調，腦膜瘤仍屬罕見疾病，約每一萬人中只有一人罹患，因此這項研究不應成為女性停止使用黃體素的理由。黃體素除了避孕之外，也廣泛用於治療婦科疾病及部分荷爾蒙替代療法，亦是許多女性的重要治療與避孕選擇。   2025年底，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已核准更新長效注射型甲羥孕酮的仿單，新增腦膜瘤風險警語。美國婦產科醫學會(ACOG)也發布相關衛教與諮詢建議，鼓勵醫師與病人在選擇避孕方式時，共同討論各種避孕方法的風險與效益，做出最適合自己的決定。       編譯來源：Charles Bankhead(2026.07.02)、JAMA Network Open(2026.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