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

醫師在評估女性健康風險時應考慮所有既往的妊娠史。   英國一項發表在開放取用期刊《BMJ Medicine》上的線上研究顯示，在最近一次妊娠或之前的妊娠中出現併發症的女性，在隨後的幾年裡患上心血管代謝腎臟疾病的風險會升高。   研究發現，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壓和產後憂鬱症與四種心血管代謝腎臟疾病（心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高血壓或慢性腎臟病）的風險增加有關。   而早產、流產、死產、胎盤早剝(胎盤在分娩前與子宮內壁分離)以及出生時體重過輕或過重的嬰兒，均與至少一種心血管代謝腎臟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   先前的研究已證實，妊娠糖尿病與妊娠高血壓，以及隨後發生的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腎臟病之間存在關聯。但，對於大多數其他妊娠併發症，如流產、死產、胎盤早期剝離、早產、胎兒過小或過大以及產後憂鬱症，目前只有有限的證據。   同時，過去的研究大多只考慮了最近一次妊娠，很少有研究關注慢性腎臟疾病。   為了填補這一證據空白，此研究檢索了一個大型初級保健資料庫，以查找在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在英國懷孕的女性。他們確定了超過140萬名曾懷孕的女性，無論她們是否出現妊娠併發症，並對她們進行了平均四年的追蹤，藉此分析不同妊娠經歷與日後四類疾病之間的關聯。   哪些妊娠併發症，與日後疾病風險最有關？ 妊娠高血壓和子癇前症使高血壓的發生率增加了兩倍多，使慢性腎病的發生率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心血管疾病和2型糖尿病的發病率增幅較小。   妊娠糖尿病與第2型糖尿病發生率高出七倍有關，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也較高。   研究人員也發現了一些關聯性較弱但尚未得到充分證實的因素。   最近一次妊娠後的產後憂鬱症使所有四種心血管代謝腎臟疾病的發生率增加了35-56%。   在最近一次或之前的妊娠中，流產、死產、胎盤早期剝離和早產與一種或多種不良妊娠結局的發生率略高有關。   作者表示，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以更好地了解這些關聯背後的潛在機制，並了解將女性的懷孕史添加到現有風險模型中是否更容易預測其未來的心臟、腎臟和代謝健康。   這是一項觀察性研究，因此並不意味著妊娠併發症會導致任何後續疾病。作者指出，這種併發症只是潛在風險的臨床標誌。   作者總結道：「一些妊娠併發症，包括既往妊娠中發生的併發症，與產後數年內發生心血管代謝腎臟疾病的風險增加有關。」   他們補充說：「這些發現支持獲取完整的生育史，並將產後時期作為對有不良妊娠結局史的女性進行風險評估和預防性心臟保護策略的良機。」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10.06)、BMJ Medicine(2026.10.06)      

華沙的「人工流產藥自助櫃」(AbortOmat)提供了一種挑戰國家限制的新方法，使女性能夠快速、匿名地獲得人工流產服務。   他們稱之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工流產藥自助櫃」。波蘭的活動人士推出了一種新的分發方式，作為他們持續努力規避該國近乎全面禁止人工流產的政策的一部分。   位於華沙的「人工流產藥自助櫃」(AbortOmat)外牆漆成粉紅色，四周環繞著斑馬紋窗簾，設有22個隔間，女性可以使用六位數的密碼快速匿名地取用人工流產藥。這項服務旨在幫助那些因流產或健康併發症而無法或不願等待數日郵寄藥物的女性，以及那些擔心在家收藥不便的女性。   這項創新誕生於波蘭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人工流產法收緊六年後。當時，波蘭的人工流產法已位列歐洲最嚴苛的法律之列，引發了自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以來全國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2023年，這些抗議活動被認為幫助Donald Tusk及其百日內改革人工流產法的承諾最終促成了他上台執政。   婦女互助基金會主任兼人工流產夢想團隊聯合創始人Kinga Jelinska指出，自那以後，政治陷入停滯。她引述Tusk去年的言論稱，當時Tusk表示，根本沒有「多數票」支持修改法律，允許懷孕12週前人工流產。但Tusk暗示，他的政府另有打算。他告訴記者，政府不會起訴協助人工流產的人。   雖然在波蘭持有或服用人工流產藥並不違法，但提供人工流產藥或幫助他人取得人工流產藥則被視為犯罪行為，最高可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Jelinska表示，這種置物櫃提供了一種挑戰這些限制的新穎方式。法律規定的是直接給予他人。而我們現在用機器作為中間環節，這使得一切的合法性變得更加模糊。這有點像是在鑽法律的漏洞。   這個自助櫃位於人工流產中心內，該中心由「人工流產夢想團隊」於2025年3月開設。該中心被譽為民主波蘭首家此類機構，為人們提供安全空間，以便諮詢人工流產方案或在服用避孕藥期間獲得支持。   Jelinska表示，該中心選址於波蘭議會大廈對面，具有像徵意義，它不僅讓活動人士得以持續關注波蘭人工流產權的迫切需求，也為各界人士提供服務。   她也表示，這件事也揭露了掌權者中願意為他們挺身而出的人寥寥無幾。中心門前每週都會發生三到四次抗議活動。雖然通常不到十幾個人參加，但抗議者經常使用警笛和嗚嗚祖拉來表達他們的訴求，這讓活動人士擔心噪音最終會導致鄰居要求中心搬遷。   Jelinska說，市政府和警方都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這讓我們非常失望。這反映出這些組織越來越感到被政界人士拋棄，儘管去年波蘭約有5萬人聯繫了更廣泛的支持人工流產權組織網絡尋求協助。在波蘭，人工流產權問題無法透過政治解決，而需要依靠女性和社區。   她說：「我們不能把自己的身體交給政客。」       編譯來源：The Guardian(2026.10.04)、wysokieobcasy.pl(2026.09.29)      

女性身體的部位及生理現象在傳統的社會常有被歧視或缺乏科學依據的命名。歐洲的活動人士長期以來一直呼籲重新修改用於討論女性身體、性行為和健康的術語。他們的共同願望是摒棄那些常被視為厭女或帶有評判性的詞語。   SCHAAMTELOOS活動是荷蘭的一項倡議行動，旨在從用於描述女性身體的詞語中刪除與羞恥相關的詞彙。   「陰唇」在荷蘭語是「恥唇schaamlippen」。Schaam的意思是「羞恥」，有「見不得人」的負面意涵。但是，在男性並沒有「羞恥陰囊」的用詞。   上個月，荷蘭權威字典Dikke van Dale表示，將在即將推出的線上版本中，納入一個陰唇的新詞「vulvalippen」，列在傳統「schaamlippen」一詞旁邊。   Schaamteloos活動的創始人之一Shari Klein說，「語言塑造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至關重要的是，人們需要一個更中性、更符合解剖學原理的詞語，而不是一個會讓人感到羞恥的詞語，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性積極 呼籲使用vulvalippen一詞並非新鮮事，但活動人士表示，將其納入字典可能標誌著社會「終於準備好做出改變」。   荷蘭著名女權主義團體Dolle Mina的成員Esther Van der Valk表示，這也關乎性正面態度和減少身材羞辱。   活動的下一步是說服醫生和官員在宣傳冊和諮詢中使用vulvalippen。   字典編輯Ton den Boon表示，收錄vulvalippen是合理的，因為它在語言中越來越普及，在媒體、生物學教科書、醫學宣傳冊中被越來越多地使用，甚至在獸醫學中也能看到。   但它能否被廣泛採用，還有待觀察。   其他一些與男性和女性都相關的荷蘭語單詞，可能帶有類似的含義——從“schaam haar”(陰毛或恥毛)或“schaam been”(陰骨或恥骨)到“schaam lice”(陰蝨)。   德國的先前也發起了一次類似的嘗試，2018年記者Gunda Windmüller和Mithu Sanyal發起了一項請願，要求將「Shamlippen」改成「Vulvalippen」。   Windmüller表示，一位婦科醫生告訴她，有些女性在談論自己的身體和接受身體檢查時會感到羞恥，這促使她決定這樣做。   「Vulvalippen」一詞尚未被德國字典收錄，但Windmüller在對話、學校教科書和女性雜誌中都發現了這個詞。   她希望荷蘭的這項舉動能激發國內民眾的支持。   處女膜 同樣地，在瑞典，性教育協會(RFSU)認為，傳統術語「mödomshinna」(意為處女膜或處女膜)在解剖學上是不準確的，而且對消除關於處女膜和處女的迷思毫無幫助。   經過2009年的一項運動後，學術字典中新增了一個表示「處女膜」的字。新術語「slidkrans」翻譯為陰道冠狀溝——反映了處女膜通常是環狀的組織褶皺，而不是一次破裂的密封。   俄羅斯聯邦學生聯合會的Sonja Ghaderi說，slidkrans主要是在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和青年診所使用，但錯誤訊息仍然存在，我們需要改變社會結構。   在台灣，台灣女人連線自2022年發起「處女膜正名」運動，引起社會關注與討論，經過各項倡議行動，衛福部於2023年正式函文醫師公會與婦產科醫學會等醫學團體，明確指出「處女膜」與「惡露」為帶有性別歧視意涵之用語，醫療現場應停止使用；教育部也修訂《國語辭典》相關詞條，加入性別觀點與語義提醒。隨後，包含健保給付項目等相關用詞亦陸續調整。「處女膜」自此正式正名為「陰道前膜」或「陰道瓣」，「惡露」則更名為「產後排出物」。   帶有評判性的言語 在英國，女權主義播客主持人Nicola Denson-Elliott發起了一項請願，要求用「uterectomy子宮切除術」代替「hysterectomy(俗稱手術切除子宮)」，因為hysterectomy在語言上與歇斯底里症Hysteria有關(歇斯底里症曾被視為女性情緒過度的一種疾病)——她訴求一個更「解剖學上正確的術語」，而不是一個「與情緒相關的術語」。   請願書將其描述為「醫學界的厭女症」，並補充說：「女性應該得到尊重她們的術語。」   語言學研究員Beth Malory博士表示，任何改變都需要先進行研究。   人們能理解子宮切除術uterectomy嗎？直接說切除子宮是不是比較好？   她表示，新詞不能有歧義，重要的是要考慮整個系統，以免造成混淆。   Malory也研究與懷孕和流產相關的語言。她的研究中重點提及的一個詞組是「子宮頸機能不全incompetent cervix」，用來描述子宮頸縮短的情況，這種情況會增加流產和早產的風險。女性告訴她，這個詞讓她們覺得自己因為這個健康問題而受到責備。   婦產科醫生Brooke Vandermolen博士說，「為什麼我們需要像失敗或無能這樣帶有評判性的詞語呢？」   她說，儘管某些術語出現在醫學教科書中，但她不再使用它們，包括failure to progress「產程進展失敗」——這個術語用來描述產程沒有如預期進展。語言非常重要，我們選擇的詞語可以表達認可，讓人感到被肯定和被關注。   2022年，英國皇家助產士學院發布了指導意見，提供了替代短語。   但Vandermolen表示，「一些傳統術語仍在使用，而且仍然會造成困擾。   我希望荷蘭的這一變化能在這裡引發更多關於我們如何談論女性身體的討論。我們所說的話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編譯來源：BBC(2026.09.23)      

越來越多的澳洲女性使用血液測試來評估她們的生育能力，但新的研究表明，它可能無法提供許多人想要的答案。   由Flinders University領導的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無法預測女性是否會自然懷孕(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但家庭醫生在2011年至2021年間要求進行AMH檢測的人數增加了13倍以上。   AMH檢測增加，不代表更能預測生育力 AMH檢測常被當作生育力測試或「卵子計數」來行銷，因為它能測量卵巢儲備，也就是卵巢中存有卵子的數量。然而，研究人員表示，許多女性和臨床醫生誤解了這項檢測結果的真正意義。   研究人員分析了近140萬澳洲女性的健康記錄，發現她們接受檢測的比例在十年間顯著增加。其中，30至34歲女性的檢測率增幅最為顯著，幾乎增加了20倍。   主要作者Flinders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Luke Grzeskowiak副教授表示，研究結果凸顯了公眾認知、臨床實踐和科學證據之間的差距。   Grzeskowiak說：「許多女性進行AMH檢測是因為她們想了解自己未來的生育能力。」   「事實上，雖然AMH可以測量卵巢儲備，但它無法告訴一個健康的女性她有多大可能受孕、受孕速度有多快，或者她還剩下多少生育時間。」   最大的擔憂之一是心理影響。如果檢測結果偏低，女性可能會感到壓力，從而提前制定生育計劃；而如果存在其他生育問題，正常的檢測結果也可能給人虛假的安慰。   研究人員表示，檢測數量的增加可能與生育年齡延遲、人們對生育問題的意識不斷提高、社交媒體宣傳以及商業推廣有關，因為商業推廣將該檢測作為衡量生育潛力的簡單方法。   低AMH不等於不孕，正常值也非生育保證 研究發現，近五分之一的女性檢測結果被歸類為偏低。然而，在結果偏低後進行複檢的女性中，約有三分之一後來獲得了正常範圍的結果。   Grzeskowiak說：「AMH值低並不意味著女性不孕，而正常值也不能保證未來的生育能力，、、、我們擔心的是，女性在做出有關戀愛關係、家庭計劃或冷凍卵子的重要決定時，所依據的訊息可能無法解答她們最關心的問題。」   研究人員表示，年齡仍是影響生育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Grzeskowiak指出，女性應該獲得清晰、基於證據的信息，了解AMH檢測能告訴她們什麼，不能告訴她們什麼。尤其對於年輕女性而言，AMH檢測結果不應被視為預測其未來生育能力的水晶球。   Grzeskowiak強調，我們的研究結果凸顯了加強對臨床醫生和公眾教育的必要性。AMH檢測在某些專業的生育治療環境中可能很有用，但不應將其與預測女性是否能夠生育孩子的測試混淆。支持女性的最佳方式是提供準確的、基於證據的訊息，以便她們能夠就自己的生殖健康和未來的家庭計劃做出明智的決定。   此研究發表在《澳洲和紐西蘭婦產科雜誌》：《2011-2021年澳洲全科醫療中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在生育力評估中的應用趨勢：一項回顧性開放隊列研究》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9)、ANZJOG(2026.08.31)      

一項即將發表的新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GD)不只是懷孕期間短暫出現的血糖問題，也可能是女性未來代謝健康的重要警訊。   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日後一旦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平均發病時間可能提前約13年，而且更常在確診後不久就需要胰島素治療。   第二型糖尿病，平均提前約13年出現 研究團隊分析丹麥「第二型糖尿病策略研究中心」(DD2)隊列資料，納入自2010年起曾經懷孕、之後被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的女性共2,865人，其中有173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2,692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   兩組最大的差異，首先出現在發病年齡。   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第二型糖尿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43.5歲；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者則為56.3歲，相差12.8年。   而且，約40%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40歲以前就發展出第二型糖尿病；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這個比例則只有約6%。   換句話說，妊娠期糖尿病似乎不只是增加日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機率，也與更早出現糖尿病有關。   不只來得早，也可能更快需要胰島素 研究還發現，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加入DD2研究時，接受胰島素治療的比例為10.4%，約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5.2%的兩倍。   另一項重要指標是空腹血清C肽(C-PEPTIDE)。   C肽是胰島素生成過程中的副產物，因此可以用來間接反映胰臟自身分泌胰島素的能力。研究中，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女性的空腹C肽中位數為1,068 pmol/L，低於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的1,195 pmol/L。   這意味著，前者的自身胰島素分泌能力可能較弱，也與研究所觀察到的較嚴重糖尿病表現相互呼應。   兩組的血糖控制，反而沒有明顯不同 有趣的是，兩組女性在研究納入時，許多傳統的糖尿病指標其實相當接近，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糖化血色素(HbA1c)、空腹血糖及反映胰島素敏感性與分泌能力的替代性指標，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腎病變、神經病變與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也沒有顯著不同。   研究人員雖然觀察到兩組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盛行率方面存在統計差異，但由於實際病例數非常少，因此目前無法判斷這項差異是否具有真正的臨床意義。   因此，這項研究並不能簡化成「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就一定會有更多糖尿病併發症」。研究真正突出的是──第二型糖尿病發病時間提前，以及胰島素治療需求增加。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是女性代謝健康的「早期警報」 過去研究早已發現，妊娠期糖尿病與女性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部分研究甚至指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往後十年內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相當高。   這項新研究進一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第二型糖尿病真的發生了，它會不會也比一般女性來得更早，而且呈現較嚴重的疾病型態？   目前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可能性。   研究團隊指出，曾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不僅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顯著增加，若真的發病，其糖尿病通常也會比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早十多年出現；此外，她們在確診時也較常需要胰島素治療。   這些結果提醒我們：妊娠期糖尿病不應被視為「生完孩子、血糖恢復正常就結束了」的一段插曲。   它更像是一個提前亮起的代謝警示燈——提醒女性，即使產後血糖恢復正常，未來仍需要長期關注自己的血糖、體重與整體代謝健康。   因此，對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而言，產後持續而適當的血糖監測與健康追蹤，可能比單純等待第二型糖尿病出現後再處理，更具有預防意義。   妊娠期糖尿病或許不是一場已經結束的疾病，而是一次提早出現的預警。   此研究由丹麥Odense Steno糖尿病中心的Maria Houborg Petersen醫師及其團隊進行。將於9月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年會發表。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3)      

我們習慣把疾病治療想成一套「標準答案」：同樣的疾病、同樣的藥物，按照體重或固定劑量給藥即可。但，人體並不是一台規格完全相同的機器。   生物性別(sex)本身就是影響感染性疾病異質性的重要因素，它可能改變疾病的流行病學、藥物代謝、治療反應，以及最後的臨床結果。更複雜的是，除了生理上的性別差異之外，社會性別(gender)所形成的角色、行為與醫療偏見，也可能進一步影響一個人接受診斷與治療的方式。   2026年6月《重症醫學雜誌》(Journal of Intensive Medicine, JIM)線上刊登一篇文章，特別提醒醫界：肺炎的診斷與治療，也可能存在被長期忽視的性別差異。   作者呼籲醫院在肺炎管理策略中，不應只依循「平均病人」建立標準，而應把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納入臨床決策。   女性與男性，可能面臨不同的治療風險 此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抗生素給在不同性別患者身上的藥物劑量可能並不相同。   女性的荷爾蒙變化、身體組成、肌肉量，以及腎臟清除藥物的能力，都可能影響藥物在體內的分布與代謝。然而，現行許多給藥演算法，並沒有充分納入這些變數。   這可能造成一個矛盾的局面：女性可能更容易出現藥物不良反應，但同時又可能沒有獲得最佳的抗生素治療劑量。   另一方面，部分男性，尤其是年輕男性，可能存在所謂的增強性腎清除(augmented renal clearance, ARC)。也就是腎臟清除藥物的速度異常快速，使某些抗生素很快便被排出體外。   結果可能是：藥物給了，但血中濃度維持不住。   如果劑量沒有相應調整，就可能造成抗生素劑量不足，進而增加治療失敗的風險。   Nicolas Garin教授指出，現行的標準給藥方式可能忽略重要的生物差異。Jordi Rello教授則指出，女性因代謝特徵及較低的肌肉量，可能更容易受到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影響；相較之下，年輕男性若具有較強的腎臟清除能力，則可能因藥物排除過快，而難以維持有效的治療濃度。   換句話說，同一個「標準劑量」，對不同患者而言，未必真的代表同樣的治療。   然而，問題不只存在於藥物裡。更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差異不只是生理學問題。   不只是生理性別的問題 研究作者指出，在重症醫療環境中，女性接受某些積極或及時介入措施的機率可能低於男性，例如支氣管鏡檢查等。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   原因可能非常複雜，包括症狀表現被不同方式解讀、患者本身的就醫行為，以及醫療體系中難以察覺的隱性偏見(implicit bias)。   也就是說，患者走進急診之後，真正影響治療的可能不只有「她得了什麼病」，還包括醫療人員如何理解她的症狀，以及醫療系統如何決定「應該為她做多少」。   作者指出，他們的發現顯示，女性接受生命支持措施的積極程度可能低於男性。   如果這種差異確實存在，那麼它就不再只是單純的生理差異，而可能成為一種醫療照護上的不平等：同樣是「性別差異」，方向卻可能完全相反。   這項研究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它並不是在說「女性受到所有方面的劣待」，也不是說「男性得到比較好的治療」。   事實上，不同性別可能在不同環節面臨不同的風險。   女性可能面臨診斷上的代表性不足、某些介入處置較不積極，以及藥物不良反應等問題；另一方面，具有增強性腎清除能力的年輕男性，則可能因標準劑量不足而面臨抗生素暴露不足與治療失敗。   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男性和女性誰比較吃虧？」   而是：「為什麼我們還在用一個假想的『平均患者』，替生理條件不同的人制定完全相同的治療策略？」   「性別差異」是走向「精準治療」的基礎 這也是這篇文章真正想推動的方向。   作者主張，應更廣泛使用診斷性微生物學檢測，盡可能確認造成肺炎的病原體，讓抗菌藥物選擇與劑量調整更接近患者個人的實際需求。   如此不但有助於提高治療成功率，也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藥物暴露、毒性及抗藥性。   更重要的是，未來的臨床研究也應更加重視性別差異。   作者指出，目前不到30%的研究會報告依生物性別分層的資料。如果研究從一開始就把男性與女性混在一起分析，那麼某些重要差異很可能會被「平均值」掩蓋。而一旦差異被平均掉，臨床醫師自然也就看不見它。   「平均患者」可能根本不存在。因此，現代醫學一直在追求個人化醫療。   我們談基因、年齡、體重、腎功能、肝功能，也談腫瘤的分子特徵；但在某些情況下，最基本的生物性別差異，反而仍然沒有被充分納入治療決策。肺炎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真正的精準醫療，並不是把所有患者套進同一套標準，而是理解那些足以改變疾病表現與治療反應的差異。   正如Rello教授所說：「理解由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所形塑的差異，是推進個人化醫療的重要基礎，也是縮小醫療照護落差的一部分。」   醫學追求的是公平，但公平並不等於「每個人都接受完全相同的治療」。有時候，真正的公平，反而是：看見每個人的不同，然後給予他真正需要的治療。     文章由Nicolas Garin教授、Virginie Prendki教授、Despoina Koulenti醫師及Jordi Rello教授共同撰寫。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1)、Journal of Intensive Medicine(2026.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