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生產

越來越多的澳洲女性使用血液測試來評估她們的生育能力，但新的研究表明，它可能無法提供許多人想要的答案。   由Flinders University領導的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無法預測女性是否會自然懷孕(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但家庭醫生在2011年至2021年間要求進行AMH檢測的人數增加了13倍以上。   AMH檢測增加，不代表更能預測生育力 AMH檢測常被當作生育力測試或「卵子計數」來行銷，因為它能測量卵巢儲備，也就是卵巢中存有卵子的數量。然而，研究人員表示，許多女性和臨床醫生誤解了這項檢測結果的真正意義。   研究人員分析了近140萬澳洲女性的健康記錄，發現她們接受檢測的比例在十年間顯著增加。其中，30至34歲女性的檢測率增幅最為顯著，幾乎增加了20倍。   主要作者Flinders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Luke Grzeskowiak副教授表示，研究結果凸顯了公眾認知、臨床實踐和科學證據之間的差距。   Grzeskowiak說：「許多女性進行AMH檢測是因為她們想了解自己未來的生育能力。」   「事實上，雖然AMH可以測量卵巢儲備，但它無法告訴一個健康的女性她有多大可能受孕、受孕速度有多快，或者她還剩下多少生育時間。」   最大的擔憂之一是心理影響。如果檢測結果偏低，女性可能會感到壓力，從而提前制定生育計劃；而如果存在其他生育問題，正常的檢測結果也可能給人虛假的安慰。   研究人員表示，檢測數量的增加可能與生育年齡延遲、人們對生育問題的意識不斷提高、社交媒體宣傳以及商業推廣有關，因為商業推廣將該檢測作為衡量生育潛力的簡單方法。   低AMH不等於不孕，正常值也非生育保證 研究發現，近五分之一的女性檢測結果被歸類為偏低。然而，在結果偏低後進行複檢的女性中，約有三分之一後來獲得了正常範圍的結果。   Grzeskowiak說：「AMH值低並不意味著女性不孕，而正常值也不能保證未來的生育能力，、、、我們擔心的是，女性在做出有關戀愛關係、家庭計劃或冷凍卵子的重要決定時，所依據的訊息可能無法解答她們最關心的問題。」   研究人員表示，年齡仍是影響生育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Grzeskowiak指出，女性應該獲得清晰、基於證據的信息，了解AMH檢測能告訴她們什麼，不能告訴她們什麼。尤其對於年輕女性而言，AMH檢測結果不應被視為預測其未來生育能力的水晶球。   Grzeskowiak強調，我們的研究結果凸顯了加強對臨床醫生和公眾教育的必要性。AMH檢測在某些專業的生育治療環境中可能很有用，但不應將其與預測女性是否能夠生育孩子的測試混淆。支持女性的最佳方式是提供準確的、基於證據的訊息，以便她們能夠就自己的生殖健康和未來的家庭計劃做出明智的決定。   此研究發表在《澳洲和紐西蘭婦產科雜誌》：《2011-2021年澳洲全科醫療中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在生育力評估中的應用趨勢：一項回顧性開放隊列研究》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9)、ANZJOG(2026.08.31)      

一項即將發表的新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GD)不只是懷孕期間短暫出現的血糖問題，也可能是女性未來代謝健康的重要警訊。   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日後一旦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平均發病時間可能提前約13年，而且更常在確診後不久就需要胰島素治療。   第二型糖尿病，平均提前約13年出現 研究團隊分析丹麥「第二型糖尿病策略研究中心」(DD2)隊列資料，納入自2010年起曾經懷孕、之後被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的女性共2,865人，其中有173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2,692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   兩組最大的差異，首先出現在發病年齡。   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第二型糖尿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43.5歲；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者則為56.3歲，相差12.8年。   而且，約40%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40歲以前就發展出第二型糖尿病；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這個比例則只有約6%。   換句話說，妊娠期糖尿病似乎不只是增加日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機率，也與更早出現糖尿病有關。   不只來得早，也可能更快需要胰島素 研究還發現，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加入DD2研究時，接受胰島素治療的比例為10.4%，約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5.2%的兩倍。   另一項重要指標是空腹血清C肽(C-PEPTIDE)。   C肽是胰島素生成過程中的副產物，因此可以用來間接反映胰臟自身分泌胰島素的能力。研究中，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女性的空腹C肽中位數為1,068 pmol/L，低於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的1,195 pmol/L。   這意味著，前者的自身胰島素分泌能力可能較弱，也與研究所觀察到的較嚴重糖尿病表現相互呼應。   兩組的血糖控制，反而沒有明顯不同 有趣的是，兩組女性在研究納入時，許多傳統的糖尿病指標其實相當接近，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糖化血色素(HbA1c)、空腹血糖及反映胰島素敏感性與分泌能力的替代性指標，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腎病變、神經病變與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也沒有顯著不同。   研究人員雖然觀察到兩組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盛行率方面存在統計差異，但由於實際病例數非常少，因此目前無法判斷這項差異是否具有真正的臨床意義。   因此，這項研究並不能簡化成「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就一定會有更多糖尿病併發症」。研究真正突出的是──第二型糖尿病發病時間提前，以及胰島素治療需求增加。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是女性代謝健康的「早期警報」 過去研究早已發現，妊娠期糖尿病與女性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部分研究甚至指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往後十年內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相當高。   這項新研究進一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第二型糖尿病真的發生了，它會不會也比一般女性來得更早，而且呈現較嚴重的疾病型態？   目前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可能性。   研究團隊指出，曾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不僅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顯著增加，若真的發病，其糖尿病通常也會比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早十多年出現；此外，她們在確診時也較常需要胰島素治療。   這些結果提醒我們：妊娠期糖尿病不應被視為「生完孩子、血糖恢復正常就結束了」的一段插曲。   它更像是一個提前亮起的代謝警示燈——提醒女性，即使產後血糖恢復正常，未來仍需要長期關注自己的血糖、體重與整體代謝健康。   因此，對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而言，產後持續而適當的血糖監測與健康追蹤，可能比單純等待第二型糖尿病出現後再處理，更具有預防意義。   妊娠期糖尿病或許不是一場已經結束的疾病，而是一次提早出現的預警。   此研究由丹麥Odense Steno糖尿病中心的Maria Houborg Petersen醫師及其團隊進行。將於9月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年會發表。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3)      

台灣2024年剖腹產率再創新高，已達39.1%！   台灣一直是全球高剖腹產率的國家。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998年：約33%；2005年前後：約35%；2010年代：約34–36%；2024年：39.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資料：全球平均剖腹產率1990年約7%、2018年約21.1%，30年間增加了約3倍，預估2030年將約29%。目前全球約每5位產婦就有1位接受剖腹產，且仍持續上升。   由區域來看，全球剖腹產最高的是拉丁美洲：多明尼加、巴西、埃及、土耳其、賽普勒斯等國，剖腹產甚至超過自然產；其中，巴西約55–57%、多明尼加超過58%。   為什麼台灣剖腹產率偏高？ 過去，剖腹產高的原因一直歸咎於醫師的利益問題、女性關心身材及迷信。雖然2005年將自然產及剖腹產的健保給付調到一致，非醫療適應症之自願性剖腹產」，健保僅給付部分定額費用，其餘差額仍需由產婦自行負擔。但，10幾年來，台灣剖腹產率仍高居不下，其有多重因素：   * 醫療需求：高齡產婦增加 台灣平均生育年齡已超過32歲。高齡孕婦較容易出現：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壓、前置胎盤、胎位異常及胎兒窘迫等狀況，因此增加醫療性剖腹產。   * 孕婦自主選擇 在台灣，擔心自然產疼痛、希望挑選吉日吉時、曾有不良生產經驗等都可能增加選擇性剖腹產。而第一次剖腹，下一胎也易選擇剖腹。   * 醫療文化 包括：排定生產時間較容易、夜間急產較少、醫療糾紛考量及醫師風險管理，國際文獻都認為這些因素會推高剖腹產率。   台灣真的「太高」嗎？ 若以全球平均21%來看，台灣39%確實太高。但若考量：台灣是目前全球生育率最低、高齡生產比例高、高風險妊娠增加、人工生殖(如試管嬰兒)比例提高 則不能直接把39%全部視為「不必要的剖腹產」。   目前國際趨勢更強調依孕婦風險分層(如Robson分類)評估剖腹產是否適當，而非追求單一理想比例。既使是WHO現在也已不再建議各國追求固定的10–15%剖腹產率，而是「有醫療需要時人人都能接受剖腹產，不需要時避免過度醫療」。       文/黃淑英(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      

一項針對超過200萬例分娩的瑞典隊列研究發現，五種主要的妊娠併發症各自分別與週邊動脈疾病(PAD)的長期風險增加相關。   休士頓德州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的Casey Crump醫學博士主導的報告稱，在分娩後30至46年，PAD相對發病率在有妊娠糖尿病女性的升高了3.8倍；在有小於胎齡新生兒的女性，升高了1.7倍；在有早產女性升高了1.7倍；在有高血壓女性升高了1.6倍；子癇前症女性升高了1.3倍。   分娩後10年內PAD的相對發生率僅在早產(2.0倍)、妊娠期糖尿病(1.8倍)或小於胎齡新生兒(1.5倍)的女性中升高。多次妊娠結局不良的女性風險更高。   Crump指出，「這種風險在產後長達46年仍可檢測到，這一點也很重要。通常PAD要到幾十年後才會被考慮或篩檢，而妊娠併發症可以作為血管風險的早期標誌。」   手足分析表明，這些發現很大程度上無法用遺傳或環境因素來解釋。   Crump說：「所有重大不良妊娠結局現在都應該被認為是PAD的長期風險因素。有不良妊娠結局史的女性需要終身進行臨床隨訪，以便持續預防、及時發現和治療PAD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人們已經知道，有妊娠併發症的女性患心臟病的風險更高；然而，其長期影響尚不明確。關於PAD風險的機制仍不甚明了。例如，一些研究表明，先兆子癇和妊娠期高血壓疾病會增加中年時期患PAD的風險，而另一些研究則未發現這種關聯。   因此，研究人員著手確定有妊娠併發症的女性患PAD的長期風險，最終目標是「儘早識別高風險女性，以便我們能夠更早地進行幹預，保護她們的長期健康。」   研究如何進行 研究人員利用瑞典醫療出生登記冊的數據，篩選出1973年至2015年間2,201,446名單胎分娩的婦女。既往已有PAD診斷的女性被排除在外。PAD的診斷依據是瑞典醫院登記冊和初級保健記錄中的ICD編碼。在超過5,400萬人年的追蹤中，共有13,211名(0.6%)女性被診斷出患有PAD。   他們研究了五個主要的不良妊娠結局：早產(孕週<37週)；小於胎齡新生兒(嬰兒出生體重<第10百分位)；子癇前症(伴或不伴子癇等併發症)；其他妊娠期高血壓疾病；以及妊娠糖尿病。所有這些結局均透過診斷代碼進行識別。   研究人員對女性進行了長達46年的追蹤，存活者的中位追蹤時間為27年。總共有30.4%的女性至少經歷過一次不良妊娠經驗。首次分娩時的中位年齡為27歲，確診PAD時的中位年齡為62歲。作者指出，該群體相對年輕，並且「隨著女性年齡增長，PAD更容易在老年時出現，因此不良妊娠結局後發生PAD的風險可能更高」。   Crump及其團隊指出了一些局限性，包括無法透過詳細的臨床記錄驗證PAD的診斷，某些協變量的數據僅在產前檢查期間可用，以及門診診斷數據直到2001年才開始收集，這意味著PAD在之前的幾年可能存在漏報。最後，此隊列研究對象為瑞典人，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於其他更多樣化的環境。   此研究發表在PLOS Medicine雜誌       編譯來源：Medpage Today(2026.06.21)、PLOS Medicine(2026.06.21)      

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顯示，生育子女有助於保護女性免受乳癌的侵害。   澳洲研究人員發現，孕婦在懷孕中期左右，乳腺組織中會自然產生能殺死癌細胞的免疫細胞。   這些被稱為殺傷性的免疫細胞叫做T細胞，可以幫助女性預防乳癌長達10年。   沒有生育過的女性不會自然產生這些保護性細胞，這意味著她們較容易患上這種疾病。   專家表示，這些發現可能有助於解釋50歲以下女性乳癌病例神秘增加的原因。   近二、三十年來，台灣50歲以下女性(尤其40–49歲)的乳癌發生率與病例數持續增加，若每10萬名40–49歲女性：1995年有60人罹癌，2022年增加到100人。   與此同時，出生率處於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研究顯示，約有300萬16至45歲的女性可能選擇不生育。   來自Peter MacCallum癌症中心的研究團隊認為，這些發現為預防性治療打開了大門，並為不能或不想生育的女性帶來了希望。   「我們的研究顯示，如果女性的乳腺組織中含有高水平的殺傷性T細胞(一種特殊的免疫細胞，有助於檢測和摧毀癌細胞等異常細胞)，那麼她們的治療效果會更好，」該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Kara Britt教授說。   「這些發現令人振奮，並為免疫預防干預開闢了新的途徑，這些幹預措施可能會降低未懷孕的高危險群患乳癌的風險。」   先前也有研究顯示，母乳哺育有類似的保護作用，可將疾病的發生時間延後長達十年。   義大利Galliera醫院腫瘤內科主任 Dr Andrea DeCensi說：「人們不願談論此事，但推遲生育是導致乳癌發生率上升的最大因素之一。」   研究帶來的新希望 這項發表在《自然免疫學》雜誌上的研究發現，懷孕荷爾蒙會在懷孕約四個月時觸發乳腺組織中T細胞的產生。   這些細胞可在乳腺組織中停留約十年，發揮長期抗腫瘤作用。   利用荷爾蒙療法，研究人員能夠在無需懷孕的情況下觸發這種可以預防乳癌的T細胞湧入，這為無法或不想生育的女性帶來了希望。   英國乳癌防治協會首席科學官Simon Vincent在評論這項研究時說：「我們從英國乳癌防治協會的世代研究中得知，懷孕和分娩從長遠來看會降低乳癌的風險。但我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這項研究初步證實了免疫系統的變化懷孕期間乳房內的物質增加可能解釋了為何能長期預防乳癌。   「我們現在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以更好地了解這一點，並看看它是否能為預防乳腺癌開闢新的途徑。」       編譯來源：Daily Mail(2026.07.03)、Nature Immunology(2026.07.03)      

你聽過準爸爸孕吐害喜的情形嗎？   這種「未懷孕的一方」在伴侶懷孕期間出現了懷孕的症狀，被稱為「擬娩症候群(Couvade syndrome)」，影響將近一半的伴侶。   這些症狀可能突然出現。包括噁心、極度疲倦、手臂麻木、手臂與胸部皮膚敏感，或是感覺全身不適、不像自己平日的狀態。這些症狀，對於經歷過懷孕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不同的是，這些症狀竟然出現在準爸爸與未懷孕的伴侶身上，而且正發生在懷孕期間。   台灣的孕婦健康手冊有提醒：沒錯！準爸爸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這種症候群可能比過去認為的更為普遍—一些科學家甚至開始思考，這些奇特現象是否應該促使我們重新理解「生育」對父母雙方的影響。   普遍卻未被正式分類 Caponero表示擬娩症不只影響準爸爸，也可能出現在同性伴侶，甚至是與孕婦同住並密切照顧她的準祖母身上。通常在懷孕初期與懷孕晚期達到高峰，並在產後消失。   由於擬娩症的表現形式多樣且定義模糊，其盛行率估計差異很大。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美國多達52%的準爸爸表示在伴侶懷孕期間經歷過某些症狀；約旦為59%，泰國為61%。其他研究顯示，在波蘭與中國，約有七成準爸爸報告出現擬娩症狀。而瑞典(20%)與俄羅斯(35%)則較低。   儘管研究顯示它相當常見，但擬娩症候群並未被正式列為醫學疾病。無論是《國際疾病分類》或《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這兩個全球臨床重要分類系統，都未將其納入。醫學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   如今，這種研究不足的症候群仍充滿未知，也許是一種處理情緒問題的方式，也可能有神經生物學基礎。目前還沒有定論。   不過，多數研究者認為，擬娩症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合了生物與心理層面的影響。   「孵育」中的男人 「Couvade」一詞來自法文動詞「couver」，意思是「孵化」或「孵育」。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Burnett Tylor在1865年首次普及這個詞，他在巴斯克地區旅行時，看見農民男性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躺在床上，覺得十分奇特。   南佛羅里達大學醫學人類學家Richard Powis表示，這個帶有貶意的詞，原本是用來嘲笑這些男性的。反映的是一種「男人像女人一樣行為」的觀念。   事實上，這種「產後模仿」習俗可追溯至西元前50年。當時在科西嘉、賽普勒斯與伊比利半島，準爸爸會躺在床上，模仿分娩時的陣痛或動作，有時甚至穿上伴侶的衣服。之後，人類學家也在西印度群島、南美與東亞觀察到類似習俗。   Tylor在1889年寫道，這些行為是「認領子女的儀式」，某些部落甚至將其視為父親承認孩子的法律形式。在其他情境中，人們相信這種儀式可以將邪靈的注意力從母親身上轉移到父親身上。   在當時，多數來自維多利亞時代、富裕且精英的西方學者，將這些行為視為「異國文化」中刻意進行的儀式，目的是用來保護孕婦與胎兒。   但到了20世紀中後期，研究視角轉向西方工業化社會，擬娩症的意義開始轉變為一種「心理病理現象」，這一種非自願的懷孕症狀體驗，帶有生理與心身(psychosomatic)基礎。   例如，佛洛伊德與人類學家Mary Douglas等人提出多種精神分析理論。其中一種理論認為，男性是故意模仿懷孕來爭奪伴侶的注意力；另一種理論則認為，擬娩的症狀源於潛意識裡的嫉妒，將未出生的孩子視為競爭者。   複雜的情緒 如今，多數專家認為，擬娩現象確實具有心理因素，其症狀可能來自準父母在面對新生命時所承受的壓力，即使他們並非實際懷孕者。   臨床心理學家Kevin Gruenberg表示，「迎接孩子是人生中最重大的發展里程碑之一，這可能讓人感到壓力與不知所措，因此擬娩症可能反映了這種巨大轉變。」   Singley補充，產後階段同樣帶來壓力，例如睡眠不足與照顧新生兒的持續需求。此外，還包括性別認同、親密關係與家庭分工等議題。   大約十分之一的新手爸爸會患上產前或產後憂鬱症；多達18%男性在此期間經歷高度焦慮，7%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研究顯示，若新手媽媽有產後憂鬱，其伴侶出現憂鬱的機率至少增加一倍。   部分心理轉變確實帶有佛洛伊德式特徵。Singley說道，「我看到很多爸爸談到自己的經驗，例如對新生兒的嫉妒、對過去生活的失落，或需要與孩子共享伴侶。」   展現支持 有些專家認為，準爸爸出現類懷孕症狀，是一種深層、潛意識的同理表現。這反映了對懷孕伴侶的深度情感投入與認同。   這通常也伴隨著實際的支持行為。例如，若孕婦突然無法忍受肉類氣味，伴侶可能會選擇吃素；若孕婦減少運動、改為休息，伴侶也可能跟著調整生活方式。   Powis將其與歷史上的擬娩儀式相比。他表示：「我對擬娩的定義是，任何人在懷孕或產後期間，為支持孕婦所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當我們稱它為『症候群』時，就把它病理化了。但其實這沒有什麼問題，也不特別異常，它只是人類的同理心。」   「說到底，我們談論的是人們如何彼此照顧，以及在這過程中發生了什麼。」   荷爾蒙的轉變 儘管如此，證據也顯示，擬娩症候群可能具有生物學基礎，進而影響心理與行為。   在目前最全面的研究之一中，美國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家Robin Edelstein觀察首次懷孕的異性與同性伴侶在懷孕期間的荷爾蒙變化。   結果顯示，孕婦的皮質醇、黃體素、雌二醇與睪固酮在產前大幅上升，而男性的睪固酮與雌二醇則顯著下降。Edelstein表示，這並不令人意外。「睪固酮下降被認為有助於男性轉向照顧嬰兒與投入家庭，而不是尋找新伴侶或表現攻擊性；雌二醇下降則可能促進照顧行為。」   在產後三與六個月的追蹤中，荷爾蒙下降幅度較大的父親，表示自己投入更多家務與育兒，且其伴侶也在單獨詢問時證實了這一點。Edelstein說道，「荷爾蒙變化似乎先於更多的產後照顧投入。」   因此，荷爾蒙變化可能解釋部分擬娩症狀的原因。例如，睪固酮與雌二醇下降與男性體重增加相關，而雌二醇下降與憂鬱有關。但這些變化的起因仍不清楚。   這也與多項神經科學研究結果相符，這些研究顯示父母的大腦在孩子出生後會改變。一項2024年研究發現，父親在產後灰質體積會像母親一樣減少，這是一種「突觸修剪」過程，有助於強化辨識嬰兒訊號、建立親密關係與照顧嬰兒相關的腦區。灰質減少較多的男性，花更多時間與嬰兒互動，也感受到更強的連結，顯示成功適應父職。     編譯來源：BBC(2026.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