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健康

為了治療女性性慾減退障礙(hypoactive sexual desire disorder, HSDD)，多年來已有女性以仿單外使用(off-label use)的方式接受睪固酮治療，以改善性慾低下。   目前美國沒有任何經FDA核准、專門供女性使用的睪固酮療法。醫師若為女性開立睪固酮，通常會採用原本核准供男性使用的產品，以較低劑量使用。   但是，在英國、澳洲、紐西蘭及南非則已核准或許可專門供女性使用的睪固酮產品。   日前美國衛生監管機構呼籲取得更多女性使用睪固酮療法的數據，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官員敦促製造商進行研究，以支持未來針對女性特有產品的核准。   FDA官員表示，企業未來可以使用已在海外獲得核准的睪固酮產品相關數據，但仍須符合美國的標準。   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副主任Dorothy Fink表示，女性應該有「專門為女性配製並針對女性劑量設計」的睪固酮選項。   不過，一些專家表示，是否需要女性專用產品，並不能解決睪固酮應該被多廣泛使用的問題。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綜合更年期照護計畫主任Rajita Patil表示，目前的證據僅支持將睪固酮用於患有HSDD的停經後女性；對於改善情緒、認知功能或整體健康福祉，目前證據不足以提出建議。她表示，口服睪固酮並不建議使用，因為可能對膽固醇數值產生不利影響。   Patil呼籲「產生必要的證據，以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其效益與風險」。   FDA過去多次審查睪固酮用於女性的可能性，但始終未核准，原因包括缺乏長期安全性數據，以及對心血管疾病與乳癌風險的疑慮。   FDA在此次專家會議前徵求公眾意見，收到數百份意見，其中許多來自女性，她們表示使用睪固酮後，性慾、精力及生活品質有所改善。FDA睪固酮工作坊結束後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將持續至10月19日。   證據與安全性仍存在缺口 隨著更年期女性對睪固酮的興趣增加，社群媒體上也出現睪固酮可以改善精力、肌肉量、骨骼健康及認知功能等說法，但專家表示，目前證據只有在治療HSDD方面較為充分。   FDA已核准非睪固酮類藥物，包括Sprout Pharmaceuticals的Addyi，以及Cosette Pharmaceuticals的Vyleesi，供特定HSDD患者使用。   Cosette Pharmaceuticals表示：「我們認為，停經後女性應該能夠獲得更多治療選項，以處理與性功能相關的問題。」   對於曾罹患乳癌的女性，一般不建議使用睪固酮，因為睪固酮可能在體內轉化為雌激素，而雌激素可能促進部分癌症的生長。   醫師表示，過度暴露於睪固酮可能導致痤瘡及毛髮增生；較罕見的影響包括聲音變低沉及掉髮，而這些變化可能是不可逆的。   研究顯示，對於經醫師診斷為睪固酮濃度偏低的男性，在醫師處方及監測下接受睪固酮治療，一般被認為是安全的。   去年，FDA在審查上市後研究後，取消了睪固酮產品原本關於男性心血管風險增加的黑框警告(boxed warning)；不過，這些產品目前仍保留有關血壓升高風險的警語。   台灣現況 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FDA)於2016年公告含testosterone類成分藥品中文仿單適應症為「經臨床徵象及實驗室檢驗確認因睪固酮缺乏之男性生殖腺功能不足症(hypogonadism)的替代治療」，未核准女性使用，且在仿單中明確指出「本品禁止用於女性。」       編譯來源：Reuters(2026.09.17)      

國民健康署今日(10/2)召開「更年期女性骨骼保健」記者會，邀請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台灣女人連線、台灣健康運動聯盟、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提醒女性重視更年期骨骼健康。   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黃淑英出席記者會呼籲：骨質疏鬆防治應超前部署，別只亡羊補牢。   黃淑英於會中發言表示，談到女性骨質疏鬆，我們常把焦點放在更年期，提醒女性停經後雌激素下降、骨質流失加快，因此要補充鈣質、維生素D、運動，必要時接受骨密度檢查。然而，如果等到更年期才開始談「骨鬆預防」，其實已經太晚了。   因為人的骨量並不是到了老年才決定。青少年到成年早期是累積骨量的重要階段，年輕時能夠累積多少「骨本」，影響老年時可以承受多少骨質流失。因此，預防骨鬆不能只對五、六十歲女性宣導，而應該從兒童、青少年時期就開始重視營養、鈣質、維生素D與負重運動；成年後則要維持規律運動、避免吸菸與過量飲酒，並注意過度減重、營養不足等問題。女性在更年期前，就應該開始為未來的快速骨質流失做好準備，而不是停經後才「亡羊補牢」。   骨質疏鬆的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增加髖部、脊椎、手腕等脆弱性骨折的風險。其中，髖部骨折尤其可能成為老年人健康急遽惡化的轉折點。一次跌倒、一場骨折，可能從原本能夠獨立生活，變成需要手術、住院、復健甚至長期照護。因此，公共衛生真正應該追求的目標，不只是讓骨密度檢查人數達標而是讓一個人到了七、八十歲，仍然能夠站得穩、走得動，而且不容易跌倒、不容易骨折。   這也意味著，更年期談女性骨質疏鬆不能只有「預防及治療骨鬆」，還必須同時「預防跌倒」。   跌倒看似是一場意外，其實背後有許多可以介入的因素，包括下肢肌力下降、平衡能力變差、視力問題、藥物影響，以及居家環境中的門檻、地毯、照明不足等。尤其肌力與平衡能力彼此密切相關。當大腿、臀部與核心肌群逐漸衰弱，人就更難在身體失去平衡時迅速調整姿勢，也更難在踉蹌時把自己「救回來」。所以，對中高齡者而言，運動的推行不能只有「多走路」，還必須加入阻力訓練與平衡訓練。   談骨質疏鬆骨，我們最終要預防的，不只是一張骨密度報告上的T值下降，而是那一次可能改變一個人後半生的跌倒與骨折。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骨鬆防治的政策，不是更年期開始，我們要超前部署，建立生命全程的骨骼與肌肉健康觀念：年輕時存骨本，中年時保骨本，老年時則要同時保骨、保肌肉、保平衡。      

越來越多的澳洲女性使用血液測試來評估她們的生育能力，但新的研究表明，它可能無法提供許多人想要的答案。   由Flinders University領導的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無法預測女性是否會自然懷孕(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但家庭醫生在2011年至2021年間要求進行AMH檢測的人數增加了13倍以上。   AMH檢測增加，不代表更能預測生育力 AMH檢測常被當作生育力測試或「卵子計數」來行銷，因為它能測量卵巢儲備，也就是卵巢中存有卵子的數量。然而，研究人員表示，許多女性和臨床醫生誤解了這項檢測結果的真正意義。   研究人員分析了近140萬澳洲女性的健康記錄，發現她們接受檢測的比例在十年間顯著增加。其中，30至34歲女性的檢測率增幅最為顯著，幾乎增加了20倍。   主要作者Flinders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Luke Grzeskowiak副教授表示，研究結果凸顯了公眾認知、臨床實踐和科學證據之間的差距。   Grzeskowiak說：「許多女性進行AMH檢測是因為她們想了解自己未來的生育能力。」   「事實上，雖然AMH可以測量卵巢儲備，但它無法告訴一個健康的女性她有多大可能受孕、受孕速度有多快，或者她還剩下多少生育時間。」   最大的擔憂之一是心理影響。如果檢測結果偏低，女性可能會感到壓力，從而提前制定生育計劃；而如果存在其他生育問題，正常的檢測結果也可能給人虛假的安慰。   研究人員表示，檢測數量的增加可能與生育年齡延遲、人們對生育問題的意識不斷提高、社交媒體宣傳以及商業推廣有關，因為商業推廣將該檢測作為衡量生育潛力的簡單方法。   低AMH不等於不孕，正常值也非生育保證 研究發現，近五分之一的女性檢測結果被歸類為偏低。然而，在結果偏低後進行複檢的女性中，約有三分之一後來獲得了正常範圍的結果。   Grzeskowiak說：「AMH值低並不意味著女性不孕，而正常值也不能保證未來的生育能力，、、、我們擔心的是，女性在做出有關戀愛關係、家庭計劃或冷凍卵子的重要決定時，所依據的訊息可能無法解答她們最關心的問題。」   研究人員表示，年齡仍是影響生育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Grzeskowiak指出，女性應該獲得清晰、基於證據的信息，了解AMH檢測能告訴她們什麼，不能告訴她們什麼。尤其對於年輕女性而言，AMH檢測結果不應被視為預測其未來生育能力的水晶球。   Grzeskowiak強調，我們的研究結果凸顯了加強對臨床醫生和公眾教育的必要性。AMH檢測在某些專業的生育治療環境中可能很有用，但不應將其與預測女性是否能夠生育孩子的測試混淆。支持女性的最佳方式是提供準確的、基於證據的訊息，以便她們能夠就自己的生殖健康和未來的家庭計劃做出明智的決定。   此研究發表在《澳洲和紐西蘭婦產科雜誌》：《2011-2021年澳洲全科醫療中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在生育力評估中的應用趨勢：一項回顧性開放隊列研究》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9)、ANZJOG(2026.08.31)      

一項即將發表的新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GD)不只是懷孕期間短暫出現的血糖問題，也可能是女性未來代謝健康的重要警訊。   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日後一旦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平均發病時間可能提前約13年，而且更常在確診後不久就需要胰島素治療。   第二型糖尿病，平均提前約13年出現 研究團隊分析丹麥「第二型糖尿病策略研究中心」(DD2)隊列資料，納入自2010年起曾經懷孕、之後被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的女性共2,865人，其中有173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2,692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   兩組最大的差異，首先出現在發病年齡。   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第二型糖尿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43.5歲；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者則為56.3歲，相差12.8年。   而且，約40%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40歲以前就發展出第二型糖尿病；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這個比例則只有約6%。   換句話說，妊娠期糖尿病似乎不只是增加日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機率，也與更早出現糖尿病有關。   不只來得早，也可能更快需要胰島素 研究還發現，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加入DD2研究時，接受胰島素治療的比例為10.4%，約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5.2%的兩倍。   另一項重要指標是空腹血清C肽(C-PEPTIDE)。   C肽是胰島素生成過程中的副產物，因此可以用來間接反映胰臟自身分泌胰島素的能力。研究中，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女性的空腹C肽中位數為1,068 pmol/L，低於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的1,195 pmol/L。   這意味著，前者的自身胰島素分泌能力可能較弱，也與研究所觀察到的較嚴重糖尿病表現相互呼應。   兩組的血糖控制，反而沒有明顯不同 有趣的是，兩組女性在研究納入時，許多傳統的糖尿病指標其實相當接近，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糖化血色素(HbA1c)、空腹血糖及反映胰島素敏感性與分泌能力的替代性指標，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腎病變、神經病變與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也沒有顯著不同。   研究人員雖然觀察到兩組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盛行率方面存在統計差異，但由於實際病例數非常少，因此目前無法判斷這項差異是否具有真正的臨床意義。   因此，這項研究並不能簡化成「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就一定會有更多糖尿病併發症」。研究真正突出的是──第二型糖尿病發病時間提前，以及胰島素治療需求增加。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是女性代謝健康的「早期警報」 過去研究早已發現，妊娠期糖尿病與女性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部分研究甚至指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往後十年內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相當高。   這項新研究進一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第二型糖尿病真的發生了，它會不會也比一般女性來得更早，而且呈現較嚴重的疾病型態？   目前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可能性。   研究團隊指出，曾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不僅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顯著增加，若真的發病，其糖尿病通常也會比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早十多年出現；此外，她們在確診時也較常需要胰島素治療。   這些結果提醒我們：妊娠期糖尿病不應被視為「生完孩子、血糖恢復正常就結束了」的一段插曲。   它更像是一個提前亮起的代謝警示燈——提醒女性，即使產後血糖恢復正常，未來仍需要長期關注自己的血糖、體重與整體代謝健康。   因此，對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而言，產後持續而適當的血糖監測與健康追蹤，可能比單純等待第二型糖尿病出現後再處理，更具有預防意義。   妊娠期糖尿病或許不是一場已經結束的疾病，而是一次提早出現的預警。   此研究由丹麥Odense Steno糖尿病中心的Maria Houborg Petersen醫師及其團隊進行。將於9月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年會發表。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3)      

雙胞胎可能擁有不同的父母嗎？   雙胞胎通常是有兩種況：同卵雙胞胎或異卵雙胞胎。前者是卵子受精後分裂成兩個獨立的胚胎所形成的。由於他們來自同一個卵子和同一個精子，因此基因相同，性別也相同。   異卵雙胞胎則是兩個不同的卵子分別與兩個不同的精子受精而形成的。從基因上看，他們與其他兄弟姐妹並無不同，而性別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罕見的現像是超受精，即同一週期內排出的兩個卵子在兩個不同的性交過程中分別受精——有時涉及兩個不同的父親。這種現像稱為異父超受精，由此產生的雙胞胎是異卵雙胞胎，具有不同的父系遺傳背景。   去年一名子澳洲昆士蘭女子生下了一對相互沒有血緣關係的雙胞胎。這是在同一排卵期內，代孕和自然受孕的情況下懷下的孩子。   這是生殖醫學中最罕見的狀況之一，是澳洲首例，也是全球通報的第三例。   昆士蘭州法律禁止將雙胞胎分開。因此，昆士蘭州兒童法院審理的這起案件迫使法院面對一個該州代孕法律從未預料到的情況。   發生了什麼事 這位代孕母親27歲，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為一對委託夫婦孕育孩子。委託人天生沒有子宮，無法懷孕。   代孕的手術後沒有多久，一次超音波檢查帶來了一個驚喜：她懷的是雙胞胎。隨後，她透過剖腹產誕下一男一女。   然而，懷孕初期進行的DNA檢測顯示，女嬰是委託夫婦的親生女兒，而男嬰是代理孕母和丈夫的親生孩子。   原來，在進行胚胎移植的同時，代孕母親也與她的伴侶自然受孕了。結果是，她懷了兩個孩子，分別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家庭。   倫理和法律影響 這種情況的罕見性直接與昆士蘭州的法律相衝突。該州的代孕立法旨在防止因代孕而導致多胞胎出生的「親生兄弟姐妹」分離。   這項保護措施旨在防止雙胞胎被拆散。但這也會阻止兩個家庭分別撫養各自的親生子女。   法官Jodie Wooldridge KC裁定這對雙胞胎並非《代孕法》第24條所定義的「親生兄弟姐妹」，從而化解了緊張局勢。   由於這兩個孩子是分別受孕的，沒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同一妊娠產物。所以，禁止分離的條款不適用。   這項發現正式確定了每對親生父母的親子關係，並允許孩子們由各自的家庭撫養。   因此，11月孩子出生以來，兩對夫婦一直在撫養自己的親生孩子，雙方對親子關係沒有任何爭議。   孩子的最大利益始終是首要考慮因素。一位獨立諮商師對兩個家庭進行了評估，得出結論：僅憑出生時的分離不太可能造成心理傷害。相反，他們的未來更取決於照顧品質以及對孩子身世的公開程度。   到那時，兩家人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每對夫婦都希望孩子們長大後能夠了解彼此以及他們之間這種非同尋常的聯繫。       編譯來源：The Conversation(2026.08.31)      

一項最新研究指出，男性精準的體脂測量指標比身體質量指數(BMI)更能準確反映其生育能力。   研究人員於7月29日發表於《人類生殖》(Human Reproduction)期刊的報告中指出，較高的體脂率與精子數量減少，以及睪固酮等男性荷爾蒙失衡有關。研究顯示，即使男性的BMI處於正常範圍，只要體脂率偏高，這種相關性依然存在。BMI是透過身高與體重來估算體脂的簡易指標。   研究主導者Aarhus University公共衛生副教授Dr. Nis Brix醫師在新聞稿中表示：「我們的研究發現，體脂率高的男性通常比體脂率正常的男性精子數量更少，且精液量與精子濃度往往也較低。」   「重要的是，在預測精子數量減少方面，體脂率比BMI或腰圍身高比(waist-to-height ratio)更具預測力。」Brix補充道。   研究人員在背景說明中指出，BMI作為評估超重與肥胖的指標，其受關注程度正逐漸下降，因為它無法區分體內的脂肪量與肌肉量。例如，肌肉量發達的運動員或健美運動員，其BMI值可能會被判定為肥胖。   在這項新研究中，研究團隊採用了一項極為精準的體脂分析法——生物電阻抗分析儀(bioimpedance analyzer)，透過微弱電流來估算體內脂肪、水分與肌肉量。研究人員利用此設備追蹤了1,000多名參與男性生育力研究的丹麥男性體脂，同時也計算了他們的 BMI 與腰圍身高比。   研究發現： * 高體脂率(20%至24%)的男性，其精子數量平均比正常體脂率(8%至19%)的男性低了23%。 * 極高體脂率(25%以上)的男性，精子數量則低了15%。   研究人員表示，對於精液品質本來就處於臨界值的男性而言，精子數量的減少可能會顯著影響其生育能力。   進一步分析顯示，體脂率的增加比BMI的增加更能預示精子數量的顯著下降。   Brix說道，「我們發現，在BMI正常的男性中，體脂率每增加一個標準差(SD)，精子數量就會減少13%；而BMI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精子數量僅減少8%。」「這表明體脂率是比BMI更強的精子數量預測指標。」   此外，研究結果也指出，較高的體脂率與男性生殖荷爾蒙失衡，以及精液品質和濃度下降的趨勢密切相關。   Brix表示：「對男性而言，維持健康的『身體組成』(body composition)，而不僅僅是維持與身高相符的健康體重，對生育能力至關重要。對於臨床醫師來說，評估特定患者的體脂率，有助於識別出那些僅憑BMI可能會被忽視的生育力下降高風險男性。」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項結果凸顯了透過健康生活方式來預防體脂肪過多的重要性，這不僅有益於生殖健康，也能提升整體健康狀況。」他說。       編譯來源：Health Day (2026.08.04)、Human Reproduction(2026.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