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健康

一項即將發表的新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GD)不只是懷孕期間短暫出現的血糖問題，也可能是女性未來代謝健康的重要警訊。   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日後一旦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平均發病時間可能提前約13年，而且更常在確診後不久就需要胰島素治療。   第二型糖尿病，平均提前約13年出現 研究團隊分析丹麥「第二型糖尿病策略研究中心」(DD2)隊列資料，納入自2010年起曾經懷孕、之後被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的女性共2,865人，其中有173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2,692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   兩組最大的差異，首先出現在發病年齡。   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第二型糖尿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43.5歲；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者則為56.3歲，相差12.8年。   而且，約40%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40歲以前就發展出第二型糖尿病；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這個比例則只有約6%。   換句話說，妊娠期糖尿病似乎不只是增加日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機率，也與更早出現糖尿病有關。   不只來得早，也可能更快需要胰島素 研究還發現，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加入DD2研究時，接受胰島素治療的比例為10.4%，約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5.2%的兩倍。   另一項重要指標是空腹血清C肽(C-PEPTIDE)。   C肽是胰島素生成過程中的副產物，因此可以用來間接反映胰臟自身分泌胰島素的能力。研究中，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女性的空腹C肽中位數為1,068 pmol/L，低於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的1,195 pmol/L。   這意味著，前者的自身胰島素分泌能力可能較弱，也與研究所觀察到的較嚴重糖尿病表現相互呼應。   兩組的血糖控制，反而沒有明顯不同 有趣的是，兩組女性在研究納入時，許多傳統的糖尿病指標其實相當接近，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糖化血色素(HbA1c)、空腹血糖及反映胰島素敏感性與分泌能力的替代性指標，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腎病變、神經病變與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也沒有顯著不同。   研究人員雖然觀察到兩組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盛行率方面存在統計差異，但由於實際病例數非常少，因此目前無法判斷這項差異是否具有真正的臨床意義。   因此，這項研究並不能簡化成「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就一定會有更多糖尿病併發症」。研究真正突出的是──第二型糖尿病發病時間提前，以及胰島素治療需求增加。   妊娠期糖尿病，可能是女性代謝健康的「早期警報」 過去研究早已發現，妊娠期糖尿病與女性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部分研究甚至指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往後十年內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相當高。   這項新研究進一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第二型糖尿病真的發生了，它會不會也比一般女性來得更早，而且呈現較嚴重的疾病型態？   目前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可能性。   研究團隊指出，曾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不僅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顯著增加，若真的發病，其糖尿病通常也會比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早十多年出現；此外，她們在確診時也較常需要胰島素治療。   這些結果提醒我們：妊娠期糖尿病不應被視為「生完孩子、血糖恢復正常就結束了」的一段插曲。   它更像是一個提前亮起的代謝警示燈——提醒女性，即使產後血糖恢復正常，未來仍需要長期關注自己的血糖、體重與整體代謝健康。   因此，對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而言，產後持續而適當的血糖監測與健康追蹤，可能比單純等待第二型糖尿病出現後再處理，更具有預防意義。   妊娠期糖尿病或許不是一場已經結束的疾病，而是一次提早出現的預警。   此研究由丹麥Odense Steno糖尿病中心的Maria Houborg Petersen醫師及其團隊進行。將於9月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年會發表。       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3)      

雙胞胎可能擁有不同的父母嗎？   雙胞胎通常是有兩種況：同卵雙胞胎或異卵雙胞胎。前者是卵子受精後分裂成兩個獨立的胚胎所形成的。由於他們來自同一個卵子和同一個精子，因此基因相同，性別也相同。   異卵雙胞胎則是兩個不同的卵子分別與兩個不同的精子受精而形成的。從基因上看，他們與其他兄弟姐妹並無不同，而性別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罕見的現像是超受精，即同一週期內排出的兩個卵子在兩個不同的性交過程中分別受精——有時涉及兩個不同的父親。這種現像稱為異父超受精，由此產生的雙胞胎是異卵雙胞胎，具有不同的父系遺傳背景。   去年一名子澳洲昆士蘭女子生下了一對相互沒有血緣關係的雙胞胎。這是在同一排卵期內，代孕和自然受孕的情況下懷下的孩子。   這是生殖醫學中最罕見的狀況之一，是澳洲首例，也是全球通報的第三例。   昆士蘭州法律禁止將雙胞胎分開。因此，昆士蘭州兒童法院審理的這起案件迫使法院面對一個該州代孕法律從未預料到的情況。   發生了什麼事 這位代孕母親27歲，已經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為一對委託夫婦孕育孩子。委託人天生沒有子宮，無法懷孕。   代孕的手術後沒有多久，一次超音波檢查帶來了一個驚喜：她懷的是雙胞胎。隨後，她透過剖腹產誕下一男一女。   然而，懷孕初期進行的DNA檢測顯示，女嬰是委託夫婦的親生女兒，而男嬰是代理孕母和丈夫的親生孩子。   原來，在進行胚胎移植的同時，代孕母親也與她的伴侶自然受孕了。結果是，她懷了兩個孩子，分別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家庭。   倫理和法律影響 這種情況的罕見性直接與昆士蘭州的法律相衝突。該州的代孕立法旨在防止因代孕而導致多胞胎出生的「親生兄弟姐妹」分離。   這項保護措施旨在防止雙胞胎被拆散。但這也會阻止兩個家庭分別撫養各自的親生子女。   法官Jodie Wooldridge KC裁定這對雙胞胎並非《代孕法》第24條所定義的「親生兄弟姐妹」，從而化解了緊張局勢。   由於這兩個孩子是分別受孕的，沒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同一妊娠產物。所以，禁止分離的條款不適用。   這項發現正式確定了每對親生父母的親子關係，並允許孩子們由各自的家庭撫養。   因此，11月孩子出生以來，兩對夫婦一直在撫養自己的親生孩子，雙方對親子關係沒有任何爭議。   孩子的最大利益始終是首要考慮因素。一位獨立諮商師對兩個家庭進行了評估，得出結論：僅憑出生時的分離不太可能造成心理傷害。相反，他們的未來更取決於照顧品質以及對孩子身世的公開程度。   到那時，兩家人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每對夫婦都希望孩子們長大後能夠了解彼此以及他們之間這種非同尋常的聯繫。       編譯來源：The Conversation(2026.08.31)      

一項最新研究指出，男性精準的體脂測量指標比身體質量指數(BMI)更能準確反映其生育能力。   研究人員於7月29日發表於《人類生殖》(Human Reproduction)期刊的報告中指出，較高的體脂率與精子數量減少，以及睪固酮等男性荷爾蒙失衡有關。研究顯示，即使男性的BMI處於正常範圍，只要體脂率偏高，這種相關性依然存在。BMI是透過身高與體重來估算體脂的簡易指標。   研究主導者Aarhus University公共衛生副教授Dr. Nis Brix醫師在新聞稿中表示：「我們的研究發現，體脂率高的男性通常比體脂率正常的男性精子數量更少，且精液量與精子濃度往往也較低。」   「重要的是，在預測精子數量減少方面，體脂率比BMI或腰圍身高比(waist-to-height ratio)更具預測力。」Brix補充道。   研究人員在背景說明中指出，BMI作為評估超重與肥胖的指標，其受關注程度正逐漸下降，因為它無法區分體內的脂肪量與肌肉量。例如，肌肉量發達的運動員或健美運動員，其BMI值可能會被判定為肥胖。   在這項新研究中，研究團隊採用了一項極為精準的體脂分析法——生物電阻抗分析儀(bioimpedance analyzer)，透過微弱電流來估算體內脂肪、水分與肌肉量。研究人員利用此設備追蹤了1,000多名參與男性生育力研究的丹麥男性體脂，同時也計算了他們的 BMI 與腰圍身高比。   研究發現： * 高體脂率(20%至24%)的男性，其精子數量平均比正常體脂率(8%至19%)的男性低了23%。 * 極高體脂率(25%以上)的男性，精子數量則低了15%。   研究人員表示，對於精液品質本來就處於臨界值的男性而言，精子數量的減少可能會顯著影響其生育能力。   進一步分析顯示，體脂率的增加比BMI的增加更能預示精子數量的顯著下降。   Brix說道，「我們發現，在BMI正常的男性中，體脂率每增加一個標準差(SD)，精子數量就會減少13%；而BMI每增加一個標準差，精子數量僅減少8%。」「這表明體脂率是比BMI更強的精子數量預測指標。」   此外，研究結果也指出，較高的體脂率與男性生殖荷爾蒙失衡，以及精液品質和濃度下降的趨勢密切相關。   Brix表示：「對男性而言，維持健康的『身體組成』(body composition)，而不僅僅是維持與身高相符的健康體重，對生育能力至關重要。對於臨床醫師來說，評估特定患者的體脂率，有助於識別出那些僅憑BMI可能會被忽視的生育力下降高風險男性。」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項結果凸顯了透過健康生活方式來預防體脂肪過多的重要性，這不僅有益於生殖健康，也能提升整體健康狀況。」他說。       編譯來源：Health Day (2026.08.04)、Human Reproduction(2026.07.29)      

一名新生男嬰的基因父母與代孕母親之間爆發了一場跨越全國的法律糾紛，使這名嬰兒成為一起政治色彩濃厚的法庭案件的中心人物。   這名被反人工流產人士稱為「Gabriel寶寶」的嬰兒於8月12日在達拉斯一家醫院出生。他的基因父母住在洛杉磯，他們說嬰兒的法定名字是Rumi。   這場法律糾紛始於未出生的孩子被診斷出患有左心臟發育不全綜合症，這是一種罕見且危及生命的疾病。這種心臟缺陷會增加神經發育問題的風險，通常需要終身治療且無法治癒，且必須出生後立即手術。   代孕母親West說，當得知情況後，她所代孕的這對夫婦就強迫她做人工流產。   基因父母的法律團隊公開否認基因父母強迫她人工流產。在7月20日提交給阿拉斯加州法院的文件中，基因父母表示，West同意終止懷孕的決定，並且是她親自安排了第一次預約。但隨後她單方面改變了主意，切斷了與基因父母的一切聯繫。   居住在阿拉斯加的West於是遷居到德州待產。她選擇德州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包括該州嚴格的人工流產法以及其家庭法承認任何在德州生產的人都是該孩子的合法母親。她向達拉斯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法院承認她作為孩子生母的監護權，允許她干預孩子的醫療治療。   達拉斯一名法官裁定，代孕母親不能為嬰兒做出醫療選擇，而德州總檢察長Ken Paxton(美國參議院的共和黨候選人)則進行干預，敦促醫院保證為嬰兒的心臟病提供必要的治療。   在孩子出生的前一天，加州法官批准了基因父母的請求，禁止West為孩子做出任何醫療決定，也不允許她以孩子母親的身份自居，從而強化了這對夫婦作為父母的權利。   這對夫婦的律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孩子的病情已經讓他們心碎不已，而德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和West竟然將他們的家庭悲劇變成了一場政治鬧劇，這更讓他們感到無比絕望。我們委託人目前唯一的目標就是確保他們的孩子得到至關重要的醫療護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8月25日，達拉斯家庭法院將舉行另一次聽證會。雖然目前還不完全清楚聽證會上會發生什麼，但這些問題必須被解決：監護權歸誰？由誰來執行這名兒童心臟病的治療方案？孩子會留在德州還是會被送到加州？沒有獲得監護權的人是否有探視權？       編譯來源：FOX4(2026.08.13)、EYEWITNESS NEWS(2026.08.14)      

今年美國佛羅里達州代理孕母Kyla Simpson爭取收養即將滿兩歲的代孕子女案件，是近來美國代理孕母制度最受矚目的法律爭議案之一，與2025年加州豪宅「21名代孕兒童案」同樣引發社會對跨國商業代孕的廣泛討論。   Kyla Simpson是一位美國代理孕母，她被媒合給一位中國的單身男性，透過試管嬰兒(IVF)技術懷上三胞胎男嬰。   不只代孕，還代養了20個月，極難割捨 一般而言，跨國委託者通常會在孩子出生前即抵達美國；然而，嬰兒於2024年11月4日出生後，委託者卻遲遲未曾現身。2025年1月，Kyla與丈夫Lincoln將三名男嬰全數接回家中悉心照護，同時與委託者保持聯繫。電子郵件顯示，委託者告訴她自己正在辦理簽證，並請她協助取得孩子們的旅行證件；然而，委託者後來表示始終無法取得赴美簽證。   在2025年3月21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委託者告訴Kyla，他將請一位朋友與一名代理人前來接走嬰兒。Kyla將這兩位陌生男子拒之門外，因為他們並非列於名單、可於委託者發生意外時代為監護孩子的人，亦非仲介機構所派之代表。此後數月，Kyla與委託者的聯繫中斷。而三胞胎中的一名男嬰，於2025年8月因呼吸道融合病毒併發症不幸過世。   2026年2月，Kyla才再度聯繫上委託者，但對方仍未提出具體赴美接走孩子的安排。Kyla因此持續承擔兩名男孩的醫療、日常生活與教育安排，並開始質疑委託者是否真有能力或意願履行父親責任。同年5月，Kyla向佛羅里達州法院提起訴訟，展開終止委託者親權之法律程序，期望能正式收養兩名男孩。 值得注意的是，Kyla提起終止親權程序後不久，委託者便迅速採取法律行動，主張自己始終希望接回孩子，並非遺棄，強調其無法赴美純屬簽證遭拒之客觀因素，而非故意不履行父職。Kyla無權自行收養孩子。   隨後，法院核發緊急命令，兩名孩子於2026年6月17日被政府強制帶離Kyla住所，暫時安置於寄養系統。   Kyla之律師Ellen Kaplan隨即提出緊急動議，阻止男孩被帶離美國，並於7月14日向佛羅里達州法院提起上訴。該州一名法官已核發臨時禁制令，禁止將孩子帶離美國境內。   「代孕合約」破裂，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此事件中最令人難以接受之處，莫過於兩名孩子被政府強制安置於寄養系統。無論委託者未能如期接回孩子的理由為何，這兩名男孩自出生以來始終由Kyla一手照顧，雙方早已建立起深厚而親密的依附關係。然而，一場成人之間的親權爭議，卻讓他們被硬生生自最依賴、最熟悉的「家」中抽離，帶往全然陌生的環境。表面上看似合理的法律安排，實質上卻是對孩童殘酷無情的對待。   一個半月過去了，僅僅因為「代孕合約」的破裂、大人之間的親權爭執，兩顆年幼的心靈便在渾然不知發生何事的情況下，無助地被迫離開那段溫暖、熟悉且充滿安全感的親密關係及環境，他們是何等的惶恐！？   「兒童最佳利益」究竟何在？！       編譯來源：CBC-Network(2026.07.21)、Riley Phillips(2026.07.20)、Riley Phillips(2026.07.30)      

台灣2024年剖腹產率再創新高，已達39.1%！   台灣一直是全球高剖腹產率的國家。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1998年：約33%；2005年前後：約35%；2010年代：約34–36%；2024年：39.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資料：全球平均剖腹產率1990年約7%、2018年約21.1%，30年間增加了約3倍，預估2030年將約29%。目前全球約每5位產婦就有1位接受剖腹產，且仍持續上升。   由區域來看，全球剖腹產最高的是拉丁美洲：多明尼加、巴西、埃及、土耳其、賽普勒斯等國，剖腹產甚至超過自然產；其中，巴西約55–57%、多明尼加超過58%。   為什麼台灣剖腹產率偏高？ 過去，剖腹產高的原因一直歸咎於醫師的利益問題、女性關心身材及迷信。雖然2005年將自然產及剖腹產的健保給付調到一致，非醫療適應症之自願性剖腹產」，健保僅給付部分定額費用，其餘差額仍需由產婦自行負擔。但，10幾年來，台灣剖腹產率仍高居不下，其有多重因素：   * 醫療需求：高齡產婦增加 台灣平均生育年齡已超過32歲。高齡孕婦較容易出現：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壓、前置胎盤、胎位異常及胎兒窘迫等狀況，因此增加醫療性剖腹產。   * 孕婦自主選擇 在台灣，擔心自然產疼痛、希望挑選吉日吉時、曾有不良生產經驗等都可能增加選擇性剖腹產。而第一次剖腹，下一胎也易選擇剖腹。   * 醫療文化 包括：排定生產時間較容易、夜間急產較少、醫療糾紛考量及醫師風險管理，國際文獻都認為這些因素會推高剖腹產率。   台灣真的「太高」嗎？ 若以全球平均21%來看，台灣39%確實太高。但若考量：台灣是目前全球生育率最低、高齡生產比例高、高風險妊娠增加、人工生殖(如試管嬰兒)比例提高 則不能直接把39%全部視為「不必要的剖腹產」。   目前國際趨勢更強調依孕婦風險分層(如Robson分類)評估剖腹產是否適當，而非追求單一理想比例。既使是WHO現在也已不再建議各國追求固定的10–15%剖腹產率，而是「有醫療需要時人人都能接受剖腹產，不需要時避免過度醫療」。       文/黃淑英(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