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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是身體門戶：牙周攸關健康

口腔是身體門戶：牙周攸關健康

科學家發現，口腔健康狀況不佳與心臟病、失智症等多種疾病之間存在越來越多的關聯。但是，正確使用牙線和刷牙真的能保證更長壽嗎？牙科和內科長期以來一直涇渭分明，這難道不奇怪嗎？為什麼我們的口腔要和身體其他部位分開對待？在英國，看牙醫往往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美容的附加項目，對成年人尤為如此。這種分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當時牙科最初是一種手藝——拔牙由「外科理髮師(barber surgeon)」負責，假牙則由珠寶商和鐵匠製作。如今，牙科和醫學仍各自擁有獨立的訓練體系、專業機構和國民健保架構。一般來說，醫生不能看牙，牙醫也不是醫生。但這種觀念上的割裂正在轉變，因為口腔健康與全身醫療保健之間的連結日益顯著。口腔健康與心血管疾病我們的口腔中寄生著大約700種細菌，這對於口腔健康與全身健康之間的關聯是一個重要的核心問題。我們知道患有牙周病的人更容易患上某些其他疾病，但我們如何確定其間是否有因果關係，或者這兩種疾病只是身體整體健康狀況不佳的共同症狀。高達90%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也患有牙周病。目前，這兩種疾病關係的研究，是口腔健康與全身健康研究領域中最先進的，這些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間存在實際的因果關係，而不僅僅是互相關聯。口腔細菌也可能透過爛牙或出血的牙齦滲入血液，並以其他緩慢且不易察覺的方式損害心血管系統。動脈粥狀硬化斑塊中的大多數細菌都來自口腔。然而，究竟是口腔細菌進入血液並導致動脈粥狀硬化，還是血管斑塊是由其他機制引發，但因為它具有黏性，當口腔細菌隨血液經過時便附著在上面。無論哪種情況，一旦細菌到了那裡，它們都會加劇發炎並引發其他健康問題。口腔細菌也可能會增加血栓和中風的風險。一旦這些細菌突破口腔屏障，它們就會進入血液，並與血小板結合，導致血小板黏聚在一起，在血液中形成流動的血栓，而這個血栓最終會卡在微血管中。如果這條微血管剛好是為大腦供血的，就會導致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小中風)或完全性中風。」血栓也可能卡在心臟血管中，導致心臟病發作。而當血栓形成於心臟瓣膜上時，則會導致感染性心內膜炎。這會阻礙瓣膜正常閉合，進而導致心臟衰竭。這些情況在醫學上都已被廣泛認知。口腔健康與糖尿病糖尿病是另一種與口腔健康有明確關聯的疾病。2025年的一項研究記錄了最新的進展，該研究發現接受根管治療(抽神經)能顯著降低血糖(糖尿病的特徵即為血糖過高)。根管治療還能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和脂肪酸，進而進一步促進心臟健康。這項發現表明，清除牙齒深處受損或感染的牙髓並封閉牙根，不僅可以保住牙齒，還有助於預防2型糖尿病。糖尿病與牙周病之間的關聯是雙向的。如果您患有牙周病，會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因為口腔感染引起的全身性發炎會干擾血糖控制；反之，如果您患有糖尿病且血糖持續升高，則更容易受到牙周病的侵害。「同時患有牙周病與糖尿病的人，其死亡風險比沒有牙周病的人高出三倍。口腔健康與失智症口腔健康與失智症之間的相關性仍在研究中。儘管尚未證實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如果口腔疾病確實與加速認知能力下降有關，這裡又存在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特別是因為認知障礙會讓患者更難維持口腔衛生。一項2016年的研究發現，牙周病的存在與六個月內認知能力下降速度增加六倍有關。研究還發現，在六個月的追蹤期內，牙周病與「促發炎狀態的相對增加」有關，這也會使我們更容易患上各種重大疾病——從癌症、神經退化性疾病、代謝性疾病到憂鬱症。口腔健康導致失智症發展的一種理論路徑是：「這一切都與免疫反應和發炎有關。」但要確定具體的因果機制並非易事，而且可能存在多種因素，因為我們的飲食選擇或生活方式等行為，也可能同時影響口腔健康。從更宏觀的全身性角度來看，與口腔健康相關的心血管疾病和慢性代謝性疾病，也可能間接導致大腦退化。這是一個複雜的多因素問題。此外，童年時期衛教不足可能是一個潛在因素，導致口腔健康狀況隨著時間逐漸惡化；到了年老時，由此產生的發炎就會影響認知功能。研究通常最早只從中年時期開始追蹤，但我們需要考量人的一生。目前有各種假設，但很難證實，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一出現牙痛的跡象就需要驚慌失措或往最壞的方面想。這些都是統計學上的證據，來自人口群體層面，並不直接套用於個人。因此，如果刷牙時牙齦出血，不必過於擔心自己第二天就會得失智症。這只是提醒大眾保持牙齒和牙齦健康的重要訊息。與此同時，如果我們感到牙齦疼痛，或許可以將其視為了解身體內部狀況的一個潛在窗口。及時治療口腔健康問題是否「能夠預防或延緩認知能力下降」。目前，還處於小規模的概念驗證階段。現在，我們該如何降低風險？每天至少刷兩次牙，早晚各一次。這是最低要求，但如果可以的話，白天也刷牙更好。當然，也建議使用牙線清潔牙齒縫隙。編譯來源：The Guardian(2026.05.11)

史威尼的運動博彩廣告將女性運動性化引發撻伐

史威尼的運動博彩廣告將女性運動性化引發撻伐

美國一家運動博彩公司9月推出一個全國性品牌廣告「Just Sports」。女演員席德妮·史威尼(Sydney Sweeney)在近一分鐘的影片中以極少衣著甚至裸身入鏡，輪番拿起美式足球、籃球、網球、棒球、與撞球等運動器材遮擋身體，擺出各種運動姿勢，並假裝進行各種體育運動。整支影片刻意圍繞各式各樣的「balls」玩雙關梗。這則廣告受到了廣泛批評，尤其是受到女運動員的批評，認為它阻礙了女性在運動中的發展。美國體操運動員格Gracie Kramer是最早做出回應的人之一，她在Instagram上發布了一段她的表演影片，內容是：「我不知道Sydney Sweeney在做什麼，但這才是體育界女性應有的樣子。」她在配文中寫道：「因為它的內涵真的非常深刻。」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頂尖運動員中掀起了一股批判潮流。澳洲四屆奧運游泳冠軍Ariarne Titmus在Instagram上評論了這則廣告，該Instagram的觀看次數已超過3300萬次，她稱其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她說：「看到這個我簡直無法形容我的憤怒」，「這不僅是對每位畢生致力於精進技藝的女性的當頭一棒，也是對每一位真正享受體育運動的女性的當頭一棒。」「我們怎麼能生活在一個女性身體被商業化、女子運動被性化仍然存在的時代？竟然有人這樣嘲弄我們。我以為我們真的已經擺脫這種胡扯了。這究竟在給現今的年輕人灌輸什麼想法？」女子曲棍球隊守門員Joc Bartram則表示，她對女子體育運動被性化感到失望。她說：「在當今世界，人們似乎更認可女子運動所展現的才華和技巧，而不是對女性的性化，@sydney_sweeney的這條新廣告（原文如此）感覺非常不合時宜。」「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而不是再次將女子運動性化。又有一位女性將女運動員拉低到這種水準，而我們為了獲得男性同行的認可奮鬥了這麼久，並且至今仍在每天努力證明我們有資格參與其中，這真的讓我無語。」「有太多傑出的女運動員為她們的運動項目以及整個女子體育運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請大家支持她們，而不是支持這種低俗的活動！」澳洲奧運選手Bree Masters, Lauren Ryan and Liz Clay，以及水球銀牌得主Tilly Kearns等人都在網上發帖，以展現女性運動員的真實面貌。澳洲奧運拳擊手、WBC雛量級冠軍champion Skye Nicolson也加入了這一潮流，同時她也承認，這種反彈正中該公司下懷，達到了他們「想要的」。她寫道，「但說實話，這些公司需要做得更好，停止將女性在運動中物化。」這並非史威尼第一次因廣告宣傳活動而受到批評，其中包括她為美國鷹牌服裝品牌2025年拍攝的一則廣告，該廣告吹噓她的「精美牛仔褲」，並受到了美國川普總統的讚揚。這些廣告因暗示優生學以及金髮碧眼白人具有基因優越性的觀念而遭到強烈反對。當被問及「尤其是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白人不應該拿基因優越性開玩笑」這一言論所引發的強烈反對和批評時，史威尼沒有正面回應。正如這場爭議將一家原本鮮為人知的公司推向了國際聚光燈下一樣，American Eagle的爭議也推高了該公司的股價，儘管這家服裝零售商最近股價有所下跌。編譯來源：ABC NEWS(2026.09.14)

對老年人可能有害的處方連鎖與多重用藥

對老年人可能有害的處方連鎖與多重用藥

在醫療現場，一張處方往往象徵一個問題的解答。但有時候，這張處方本身，卻成了下一個問題的起點。最新的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指出：從史他汀到鐵劑，一些常見藥物可能啟動一種未被察覺的連鎖反應——潛在不適當處方連鎖(PIPC)。亦即，原本用來治療A疾病的藥物，產生了副作用；副作用被誤認為B疾病；於是又開立另一種藥物來「治療」這個新症狀。一張處方，接著另一張處方。久而久之，患者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吃進越來越多其實不必要的藥。最容易被忽略的盲點：真正的病因可能就在藥袋裡研究提出的典型例子，是常見的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SAIDS)。這類止痛藥可能讓血壓升高。如果醫師或患者沒有意識到血壓變化與止痛藥有關，就可能誤以為是新出現的高血壓，接著開立降壓藥。於是，問題不在於「第一種藥沒效」，而是：第一種藥的副作用，被當成了第二種疾病；而第二種藥，成了第一種藥副作用的『解答』。因此，真正需要被重新檢視的，反而是最初那張處方。為什麼老年人特別容易陷入這個循環？答案之一，是多重用藥(POLYPHARMACY)：年長者常同時面對多種慢性疾病，因此可能同時服用多種藥物。當新的症狀出現時，醫療人員更難判斷：這是新的疾病？原有疾病的變化？還是某一種既有藥物的副作用？藥物越多，彼此關係越複雜。一個看似合理的處方決定，有時只是替上一張處方的副作用再加上一層處理。多倫多西奈健康中心的Paula Rochon博士指出：「這類事件其實很常見，但在臨床實務中卻經常被忽略。」研究特別指出：熟齡女性更容易受到處方連鎖影響。因為女性一生中承受更多慢性疾病，因此接受更多藥物治療，也更容易出現藥物不良反應。改善方式：看見每一張處方背後的「故事」 Rochon博士認為，處方連鎖是一種悄悄累積的醫療漏洞——不是突然發生，而是一步一步堆疊而成。但是，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事件其實是依序發生的，而且彼此相互連結。當多種藥物同時存在時，一個副作用更容易被淹沒在複雜的疾病背景裡。多重用藥並不等於錯誤用藥。改善處方連鎖的核心不是「少開藥」，而是，每次看診，都重新檢視完整的用藥歷史： * 你現在吃哪些藥？ * 這個藥當初為什麼開始吃？ * 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 後來出現的症狀，會不會其實與它有關？ * 現在準備增加的這個藥，真的有必要嗎？當新的症狀出現時，我們是否還記得回頭問一句：我們是不是正在用另一種藥，治療上一種藥造成的問題？處方連鎖最危險的地方在於：每一張處方單獨看起來都可能合理。只有把它們按照時間、原因與結果串起來，才看得見那條被忽略的線。下一步：讓系統幫忙踩煞車研究提出兩個值得發展的方向：一、用科技在開藥前發出警告：未來可建立自動化臨床決策支援工具。當醫師準備開立第二種藥物時，系統能根據患者用藥紀錄自動標記「可能的處方連鎖」，提醒醫師：先等一下，也許應該重新看看原來那個藥。二、讓藥師更深入參與處方決策：藥師擅長藥物、副作用與交互作用。若能更直接參與處方流程，就能更早發現需要重新評估的處方連鎖。研究如何找出最值得注意的處方連鎖？這項研究發表於《英國醫學雜誌》(BMJ)，由美國、比利時、義大利、以色列、愛爾蘭與加拿大的跨國團隊共同完成。研究團隊建立65種「可能有問題的處方連鎖」清單，然後在安大略省大型處方資料庫中驗證。最終找出24種在人群中最常見、且具有潛在傷害的處方連鎖。這並不代表這24種組合在每位患者身上都一定是不適當的，也不是說第二種藥就是「錯誤處方」。研究真正提醒的是：當兩種藥物依照特定順序出現時，醫師應思考：第二種藥，是不是其實在治療第一種藥的副作用？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10)、BMJ(2026.09.10)

AMH血液測試並非預測生育力的水晶球

AMH血液測試並非預測生育力的水晶球

越來越多的澳洲女性使用血液測試來評估她們的生育能力，但新的研究表明，它可能無法提供許多人想要的答案。由Flinders University領導的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無法預測女性是否會自然懷孕(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但家庭醫生在2011年至2021年間要求進行AMH檢測的人數增加了13倍以上。 AMH檢測增加，不代表更能預測生育力 AMH檢測常被當作生育力測試或「卵子計數」來行銷，因為它能測量卵巢儲備，也就是卵巢中存有卵子的數量。然而，研究人員表示，許多女性和臨床醫生誤解了這項檢測結果的真正意義。研究人員分析了近140萬澳洲女性的健康記錄，發現她們接受檢測的比例在十年間顯著增加。其中，30至34歲女性的檢測率增幅最為顯著，幾乎增加了20倍。主要作者Flinders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的Luke Grzeskowiak副教授表示，研究結果凸顯了公眾認知、臨床實踐和科學證據之間的差距。 Grzeskowiak說：「許多女性進行AMH檢測是因為她們想了解自己未來的生育能力。」「事實上，雖然AMH可以測量卵巢儲備，但它無法告訴一個健康的女性她有多大可能受孕、受孕速度有多快，或者她還剩下多少生育時間。」最大的擔憂之一是心理影響。如果檢測結果偏低，女性可能會感到壓力，從而提前制定生育計劃；而如果存在其他生育問題，正常的檢測結果也可能給人虛假的安慰。研究人員表示，檢測數量的增加可能與生育年齡延遲、人們對生育問題的意識不斷提高、社交媒體宣傳以及商業推廣有關，因為商業推廣將該檢測作為衡量生育潛力的簡單方法。低AMH不等於不孕，正常值也非生育保證研究發現，近五分之一的女性檢測結果被歸類為偏低。然而，在結果偏低後進行複檢的女性中，約有三分之一後來獲得了正常範圍的結果。 Grzeskowiak說：「AMH值低並不意味著女性不孕，而正常值也不能保證未來的生育能力，、、、我們擔心的是，女性在做出有關戀愛關係、家庭計劃或冷凍卵子的重要決定時，所依據的訊息可能無法解答她們最關心的問題。」研究人員表示，年齡仍是影響生育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Grzeskowiak指出，女性應該獲得清晰、基於證據的信息，了解AMH檢測能告訴她們什麼，不能告訴她們什麼。尤其對於年輕女性而言，AMH檢測結果不應被視為預測其未來生育能力的水晶球。 Grzeskowiak強調，我們的研究結果凸顯了加強對臨床醫生和公眾教育的必要性。AMH檢測在某些專業的生育治療環境中可能很有用，但不應將其與預測女性是否能夠生育孩子的測試混淆。支持女性的最佳方式是提供準確的、基於證據的訊息，以便她們能夠就自己的生殖健康和未來的家庭計劃做出明智的決定。此研究發表在《澳洲和紐西蘭婦產科雜誌》：《2011-2021年澳洲全科醫療中抗苗勒氏管激素(AMH)檢測在生育力評估中的應用趨勢：一項回顧性開放隊列研究》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9)、ANZJOG(2026.08.31)

妊娠期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不僅來得更早，病情也可能更重

妊娠期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不僅來得更早，病情也可能...

一項即將發表的新研究指出，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GD)不只是懷孕期間短暫出現的血糖問題，也可能是女性未來代謝健康的重要警訊。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日後一旦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平均發病時間可能提前約13年，而且更常在確診後不久就需要胰島素治療。第二型糖尿病，平均提前約13年出現研究團隊分析丹麥「第二型糖尿病策略研究中心」(DD2)隊列資料，納入自2010年起曾經懷孕、之後被診斷為第二型糖尿病的女性共2,865人，其中有173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2,692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兩組最大的差異，首先出現在發病年齡。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第二型糖尿病確診年齡中位數為43.5歲；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者則為56.3歲，相差12.8年。而且，約40%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40歲以前就發展出第二型糖尿病；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這個比例則只有約6%。換句話說，妊娠期糖尿病似乎不只是增加日後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機率，也與更早出現糖尿病有關。不只來得早，也可能更快需要胰島素研究還發現，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加入DD2研究時，接受胰島素治療的比例為10.4%，約為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5.2%的兩倍。另一項重要指標是空腹血清C肽(C-PEPTIDE)。 C肽是胰島素生成過程中的副產物，因此可以用來間接反映胰臟自身分泌胰島素的能力。研究中，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女性的空腹C肽中位數為1,068 pmol/L，低於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女性的1,195 pmol/L。這意味著，前者的自身胰島素分泌能力可能較弱，也與研究所觀察到的較嚴重糖尿病表現相互呼應。兩組的血糖控制，反而沒有明顯不同有趣的是，兩組女性在研究納入時，許多傳統的糖尿病指標其實相當接近，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糖化血色素(HbA1c)、空腹血糖及反映胰島素敏感性與分泌能力的替代性指標，均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腎病變、神經病變與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也沒有顯著不同。研究人員雖然觀察到兩組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盛行率方面存在統計差異，但由於實際病例數非常少，因此目前無法判斷這項差異是否具有真正的臨床意義。因此，這項研究並不能簡化成「曾患妊娠期糖尿病，就一定會有更多糖尿病併發症」。研究真正突出的是──第二型糖尿病發病時間提前，以及胰島素治療需求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可能是女性代謝健康的「早期警報」過去研究早已發現，妊娠期糖尿病與女性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部分研究甚至指出，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往後十年內發展成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相當高。這項新研究進一步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如果第二型糖尿病真的發生了，它會不會也比一般女性來得更早，而且呈現較嚴重的疾病型態？目前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可能性。研究團隊指出，曾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不僅日後發展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顯著增加，若真的發病，其糖尿病通常也會比沒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女性早十多年出現；此外，她們在確診時也較常需要胰島素治療。這些結果提醒我們：妊娠期糖尿病不應被視為「生完孩子、血糖恢復正常就結束了」的一段插曲。它更像是一個提前亮起的代謝警示燈——提醒女性，即使產後血糖恢復正常，未來仍需要長期關注自己的血糖、體重與整體代謝健康。因此，對曾經罹患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而言，產後持續而適當的血糖監測與健康追蹤，可能比單純等待第二型糖尿病出現後再處理，更具有預防意義。妊娠期糖尿病或許不是一場已經結束的疾病，而是一次提早出現的預警。此研究由丹麥Odense Steno糖尿病中心的Maria Houborg Petersen醫師及其團隊進行。將於9月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糖尿病研究協會(EASD)年會發表。編譯來源：EurekAlert(2026.09.03)

GLP-1受體激動劑可能讓我們忽略了真正的肥胖問題

GLP-1受體激動劑可能讓我們忽略了真正的肥胖問題

藥物可以治療這種疾病，但無法解決導致這種疾病的食品環境問題。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_Laura Schmidt_博士表示，GLP-1受體激動劑可能是治療肥胖症和心血管代謝疾病的強大工具，但僅依靠藥物治療可能會忽略導致肥胖症流行的各種因素。在一門新的科學中從這個角度來看，_Schmidt_博士和他的合著者、阿姆斯特丹大學醫學中心的_Luc Hagenaars_博士認為，「Ozempic時代」應該伴隨著針對食品環境的政策，包括限制行銷、警示標籤、徵稅以及其他以菸草管制為藍本的措施。 _Schmidt__認為_了治療和預防可以並存，且GLP-1藥物不應該被視為解決她所認為的系統性問題的「靈丹妙藥」。將肥胖症醫學化可能忽略其根本問題試圖將肥胖定義為一種需要藥物治療的疾病來解決問題，這意味著我們在真正思考食品環境作為問題根源時，忽略了問題的本質。如果我們重蹈覆轍，讓製藥公司對世界衛生組織施加巨大壓力，最終導致這些藥物優先供應給高收入國家，那麼我們實際上會加劇健康不平等。 _Schmidt_和Luc Hagenaars之前進行了系統分析。分析的主要發現是，解決肥胖症流行問題的最大障礙是人們普遍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是個人的責任。臨床試驗顯示，超加工食品會導致肥胖。它們會使人們過度進食，攝取的熱量也比未加工食品更多。因此，如果這是問題的根源，那麼我們任何將肥胖醫學化的做法都無異於把我們引向歧途。治療和預防可以並存世衛組織已經有備忘錄，也強調我們需要考慮這些藥物的公平分配。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兼顧所有需求。我們可以為已經患有心血管代謝疾病的人提供GLP-1類藥物。讓飽受疾病折磨的人提供治療，同時還可以透過改善食品環境來預防肥胖症的發生，尤其是在兒童群體中。這就是世衛組織所倡導的議程，我們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問題是，在現今的商業環境中，我們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無論是食品公司、製藥公司或保健品公司，每個人都想從這些藥物中賺錢，而他們正將這些藥物專門推向高收入者。 GLP-1時代的護欄現在在肥胖防治上，世界衛生組織面臨一項艱鉅的任務。幾十年來，它在慢性病防治方面一直發揮著領導作用，從監管改革、菸草式監管、稅收、警示標籤、旨在防止兒童接觸這些產品的學校幹預措施、限製商業行銷(尤其是針對兒童的營銷)等方面著手。如果在超加工食品領域也採取菸草式監管模式——例如警示標籤、徵稅、限制行銷——也應同樣有效，它們採用了許多相同的產品開發方法。編譯來源：Medpage Today(2026.09.04)、Science(2026.09.03)